哪些作品最是心爱

　　Q：转换一下话题，打个比喻吧：一个母亲生了很多孩子，每个孩子都喜欢，但也还是有长短。作为作家也一样，写了很多作品，自己想必也有个自我的评价。对你来说，自己最珍爱的长篇，如果要让你来排个队的话，也有个一二三吧?

　　A：很难说哪一部最好。关于《丰乳肥臀》，张清华曾给过很多肯定和赞誉。我也说过，你可以不看我所有的其他书，但是一定要看《丰乳肥臀》，它比较集中地表现了我的观念，表现了我对长篇小说的思考，比较有个性的典型的人物，还有怎么表现历史、政治上的东西，都体现在这部作品里面。《丰乳肥臀》象征性的东西可能比别的小说要多。

　　《檀香刑》这个小说讲的问题要相对单纯一点，也是沿着鲁迅当年的“看客”主题继续的探索。鲁迅当年是批判看客的心理，我在《檀香刑》里是从另外两个侧面—受刑者跟执刑者的表演上，来写一个悲剧。受刑人、执刑人、看客他们三者是共同的合谋，一起合作来演出这场戏剧。这个小说在艺术上，更多的是结合了戏剧中的因素，也是对中国传统小说结构的学习。

　　《生死疲劳》里，情况相对复杂一点，涉及到传统的宗教观念，借用了佛学中的一些思想，看起来是写动物的狂欢、农民的悲喜，实际也是对当代社会历史的再思考。要排的话也是《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生死疲劳》……最近西安电影制片厂他们要把《红高粱家族》拍成电视连续剧，现在发现技术上有很多遗憾，但这毕竟是年轻时代的东西，有激情和灵感支配着，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现在写了这么多年，在技术上不可能犯那样的错误了，现在写的越来越顺了，瑕疵越来越少了，但是真的东西、那种无畏的东西也越来越少了。

　　Q：《丰乳肥臀》某种程度上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一是它整合了20世纪中国的历史，将这部充满苦难和灾祸的历史作了超出时代、阶级、政治的还原—彻底还原到了民间，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的写作。再者就是它塑造了一位伟大的母亲，这是新文学诞生以来所从未有过的。这个苦难的母亲收容了一切，也提升了这部小说的质地、境界和感染力。

　　A：这个母亲曾遭很多人指责，说是对母亲的“亵渎”，但我不这么看，她和七个男人的关系都是被迫的，是在夫权的压迫下不得已的反抗。也许正是因为她的“不纯洁”，才使她显得比一般的母亲形象更丰富了。

　　Q：对，是一个超出了道德范畴的母亲，因而也是更为博大的母亲。另外，我们从《檀香刑》里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对你来说，可能是自觉的，也可能是无意识当中触及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本来是无所谓美丑的，在遇到强势文化侵入的时候，中国文化本身发生了急速的畸变。以孙丙这个人物为例，他是一个十足的民间人物，在德国人没有进来之前他是一个美男子，一个地方戏的名角，他没有让人感觉可恶或者觉得丑陋，但当德国人入侵的时候，他在这强势文化面前被迫以丑陋的面目出现—他变成了“岳大将军”附体的，口里念着咒语的，用弱小的身体抗拒强大外力的这么一个丑陋的文化符号。这个时候，权力文化也显出了其丑陋与悲剧性，即，它靠着什么办法来维持所谓的文明呢?那就是把对人民的统治变得更加艺术，如那个德国总督克罗德所说的“中国什么都落后，只有刑罚是最先进的”。即便在这么落后的情况下，这样不对等的文化关系下，它的刑罚文明也是令全世界统治者望其项背而不能的，只有通过将其酷刑文化进行高度的自我完善和艺术化，来维持它的所谓文明，这是《檀香刑》这个小说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这样的思想在史学界也是研究不够的。

　　A：这一点可能是我所没有预料到的。不过当初我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也想表现这样的文明悲剧。中国社会封建文化流传几千年，在某些方面越来越变态化，有一种变态化的审美趣味。什么小脚、辫子，各个时代变态的东西实际是一脉相承的。在行刑过程当中追求那样的“完美”，把杀人变成一种登峰造极的艺术，这和玩鸟，各种各样玩的东西，都是一种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

　　Q：从《红高粱家族》到《檀香刑》，你有很多作品在肯定我们的祖先文化，“爷爷”实际是传统文化的一个符号，它本身有一个自我的生命系统、循环系统，本身是生机勃勃的，你对它曾有一种悲剧性的缅怀，但你在表现这个文化机体和外来强势文明相遇时的历史性、悲剧性坍塌时，也同样揭示得很彻底。这是你一以贯之的逻辑吗?

　　A：我自己确实想过，思考过，但这些意义更多是来自于对故事、对细节、对人物形象的描写而带出来的。往往是讲得很简单，结果人物和形象出来以后，意义超出了作品本身，这应该感谢生活本身，感谢你所描述的历史。一个作家从形象出发，经常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从主题或从某些已经想得很清楚的概念出发，作品讲得很大，却可能写得很小。有时候想得很小，写出来会很大。《檀香刑》我最初想的还是“看客”问题，本身有一个历史事件作为核心，然后跟当地地方戏结合。但它却带出了更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