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作家的写作伦理

　　Q：问一个“文学的伦理”问题。几年前，你提出了“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的说法，我们以为这将会成为文学史上或者是当代作家精神史上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因为实际上“老百姓”他是不会“写作”的，他们也很少直接去阅读作家的东西，但是一个作家强调自己作为老百姓写作，我们认为是真正回到了写作的起点—既不是站在劳动者的启蒙和拯救者这样的高度上，也不是站在权力附庸的角度上，也不是站在知识分子天然优越感之上，而是把自己降低到和普通的生命、普通劳动者完全平等的位置上，这实际上才可能出现真正的“为人民写作”，能够体现出真正的“知识分子精神”、知识分子的价值观。特别想听你解释一下你所理解的“作为老百姓的写作”。

　　A：这个提法有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在国外没有必要强调我要“作为老百姓的写作”，在中国的当代社会背景下，我想强调这个提法，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从50年代以来，我们的文学被放到不合适的位置上，这一套是从苏联过来的。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我们的文学一直作为革命的齿轮和螺丝钉，我们的作家实际上一直处在比一般的人要高得多的位置上，作家是灵魂的工程师，肩负着教化社会、教育人民、提高人民的重任，然后来帮助革命成功。这个东西加上古代“文以载道”的传统，使得文学本来的娱乐的功能、作为民间的艺术的特点都大大被削弱和改变了，变成了庙堂之说、载道工具。当然有人可以反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有作家都被打倒、劳改了，这是地位高吗?其实这正从反面证明作家具有重要性，为什么打倒你?为什么送你们去劳改?就是你们利用小说、文学干了对国家政权来说很危险的“阴谋活动”，你们的文学已经超出文学的功能。

　　“文革”结束以后到80年代，开始清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到底应不应该从属于政治，是不是永远要做政治的宣传的工具?在清理的同时，许多作家头脑深处还是根深蒂固具有一种优越感，认为作家的职业就是应该居高临下，变成人民的代言人。给人民代言，呼吁公道，这种立场始终是居高临下的立场，还是用知识分子的观点来理解社会、理解人生。

　　Q：他对于底层社会和老百姓是一种想象，而不是理解……

　　A：在这样一种大的背景下，作为老百姓来写作，这个提法有它的一定的现实意义，不是你要替老百姓说话，你本来就是老百姓，你是替自己说话，你个人的痛苦、喜怒哀乐，你个人的感受如果能够跟大多数人一样的话，从自我、从个人出发的写作，实际上具备了普遍广泛的意义。从自我出发，从大众出发，可以在“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的提法之下统一起来，只要我本身就是老百姓，只要我能够确实感受到大多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的痛苦和欢乐，那么从我个人出发的写作，就具有广泛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人写作”这个口号，就是一个不应该被批判的说法，充分在作品里表现自我、表现个性、表现自己个人的痛苦欢乐，本身也就具有非常广泛的意义。它和那种看起来外在剖析自我、忘掉自我，为人民写作的做法哪一个更真实呢?你觉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