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自觉地以情欲、非理性来解释悲剧，解释人的行为动机，解释人性。她认为，人性是盲目的，人生因而也是盲目而残酷的。所以，在她的小说中，这一切表现为现实的肮脏，复杂。假如不是被情欲或是虚荣心所欺瞒，人对现实的了解仅限于这一点;生活即痛苦，人生就是永恒德尔悲剧，这就是人所能达到的最高的、也是最真的认识。而不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借悲剧以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情感起卡塔西斯作用。”英国当代著名戏剧理论家阿尼柯尔说过：“所有伟大的都是提出问题，而不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在张爱玲的小说里，见不到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沉痛，也没有曹禺、巴金“吾与汝偕亡”式的愤怒，没有改造国民性的抱负，有的只是“同情的了解，了解的同情”，有的只是复杂的爱恨情结，剪不断，、理还乱的难以名言的依恋。对于张爱玲，认识人生就是认识人生的悲剧性，但是，获得这种认识，既不能给人带来安慰，也无助于现实处境的改变，相反，它将人安置于空虚、幻灭的重压之下。因此，张爱玲的小说成了“没有多少亮色的无望的彻头彻尾的悲剧”。

　　张爱玲的小说多以多重视角进行叙述。围绕人性的问题，阐释普通人的世俗性和原始性。从男性视角或者女性视角进行解读，《心经》是对人的社会属性的消解，展示他们作为世俗之人对原欲渴求的无奈，是那些“出于本能，带有较多原始性、兽性的人”的人生悲剧。首先，许小寒的母亲或者作为许峰仪的妻子这一双重的社会属性，也就是她所应扮演的双重的角色，在这里是完全被消解。从女性视角站在小寒的立场上，她完全没有把母亲作为她的长辈，作为与她的父亲拥有平等地位和身份的角色。而仅仅把她视为与自己同样的“女人”，她从内心深处不认同“母亲”这一角色。作者在叙述中也同样否定母亲的存在，在文章开头作者运用这种“同视角”(即叙述者只转述一个或数个人物所能接受到的信息和可能产生的心理可能)的描写方式，叙述同学为小寒过生日时，对她母亲作出的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