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在篇尾用一个细节刻画七巧：“七巧似睡非睡横在烟铺上。三十年来她带着黄金的枷。她用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她知道她儿子女儿恨毒了她，她婆家的人恨她，她娘家的人恨她。她摸索着腕上的翠玉镯子，徐徐将那镯子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一直推到腋下。她自己也不能相信她年轻的时候有过滚圆的胳膊。”这似乎是一个人人生悲剧行将结束之时的反思，但却更深刻地道出了七巧那支离破碎的不复完整的人格。

　　张爱玲刻画了男权社会之下的人性悲剧。曹七巧是不幸的，然而作品中的那些男性未必就是高高在上的象征。曹七巧丈夫的瘫痪原本就是一个隐喻、象征，他象征着夫权的缺席。虽然姜季泽曾经是曹七巧的情感寄托，他是她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撑，然而他的放荡、虚伪未尝不意味着现实生活中男人人格的坍塌。

　　这种人性的悲剧可以说是来自社会，这是一个极端动荡的年代，处于弱势群体的个人随时都有被吞噬的可能与危险，尤其是女性。七巧就是男权社会中物欲的牺牲品;也可以说是来自自然，弗洛伊德认为人的自由和幸福的命运受制于和取决于肉体和精神、自然和文明共同卷入的本能斗争。显然，在这种斗争中七巧属于败者。弗洛伊德说过，原欲就像一道主流受到阻碍的溪流，它只好溢向一向干涸的旁道，直接导致性错别心理和性变态行为。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中指出，“人的活动脱不了情欲的因素，斗争是活动的尖端，更其是情绪的舞台。去掉了情欲，斗争便失去了活力。有了情欲而无深刻的勾勒，便失掉它的活力，同时把作品变成了空的僵壳。”这种悲剧还可以说来自他人。萨特有句名言：“他人即地狱。”当亲情被物质阻断，爱情被伦理阉割，友情又求而不得时，七巧的内心失去了最基本的依靠。在一个充满尔虞我诈的封建家庭中，她是一个注定的弱者，注定的悲剧。上层阶级不接纳她，下人否认她。“开麻油店!打哪儿想起的?像你们大奶奶，也是公侯人家的小姐，我们那一位虽比不上大奶奶也还不是低三下四的人……”七巧就处于这样尴尬的困境，无从解脱。同时这种悲剧也来自于自我本身，作家在自己的散文《谈女人》中提及“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父系宗法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比不上男子。但是男子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在物竞天择的过程中不曾为禽兽所屈服呢，可见得单怪别人是不行的。”她认识到自己所处的地位，自己的所需所求，然而却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改变它，她由被害到害人，在畸形情欲的扩张中步步沦落，终至老死。最终留下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供后来的读者玩味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