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理性精神———实事求是，按原则行事

　　范仲淹的独立精神绝不是桀骜不驯的自我标榜和逞一时之快的匹夫之勇。他是按自己的信仰办事，是知识分子那种理性的勇敢。我在写瞿秋白的《觅渡》一文时，曾谈到这是一种像铁轨延伸一样的坚定。

　　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范仲淹是晏殊推荐入朝为官的。他一入朝就上奏章给朝廷提意见。这吓坏了推荐人晏殊，说，你刚入朝就这样轻狂，就不怕连累到我这个举荐人吗?范听后半晌没有反应过来，一会儿，难受地说：“我一入朝就总想着秉公执言，千万不敢辜负您的举荐，没想到尽忠尽职反而会得罪了您。”回到家他又给晏写了一封三千字的长信说：

　　“当公之知，惟惧忠不如金石之坚，直不如药石之良，才不为天下之奇，名不及泰山之高，未足副大贤人之清举。今乃一变为忧，能不自疑而惊呼!为公之悔，傥默默不辨，则恐?绅先生诮公之失举也。”

　　晏殊是他的恩师，入朝的引路人。这件事充分体现了范爱吾师更爱真理的品格。

　　他刚到西北前线时，朝野上下出于报仇心理和抗战激情，都高喊出兵。主帅命令出兵，皇上不断催问，左右不停地劝说。但他认为备战还不成熟，坚持不出兵。主帅说：“大凡用兵，先得置胜负于度外。”他说：“大军一动就是千万人的性命，怎敢置之度外?”朝廷严词催促出兵，他反复申诉，自知“不从众议则得罪必速”，“奈何成败安危之机，国家大事，岂敢避罪于其间!”结果，上面不听他的意见，1041年好水川一战，宋军损失六千人。此后宋军再不敢妄动，最终按范仲淹的策略取得了胜利。

　　在人性中，独立和奴气，是基本的两大分野。一般来讲，人格上有独立精神的人，在政治上就不大容易被收买。我们不要小看人格的独立。就整个社会来讲，这种道德的进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奴隶制度造成人的奴性，封建制度下虽有“士可杀不可辱”的说法，但还是强调等级、服从。进入资产阶级民主社会，才响亮地提出平等、自由。人性的独立才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标准和道德意识。这一点西方比我们好一些，民主革命彻底，封建残留较少。中国封建社会长，又没有经过彻底的资本主义民主革命，人格中的奴性残留就多。其表现就是变着法媚上。对照现实，我们更感到范仲淹在一千年前坚持独立精神的可贵。正是这一点，促成了他在政治上能经得起风浪。做人就应该“宠而不惊，弃而不伤，丈夫立世，独对八荒”。鲁迅就曾痛斥中国人的奴性。一个人先得骨头硬，才能成事，如果他总是看别人的脸色，他除了当奴才还能干什么?

　　纵观范仲淹一生为官，无论在朝、在野、打仗、理政，从不人云亦云，就是对上级，对皇帝，他也实事求是，敢于坚持。这里固然有负责精神，而不改信仰、按规律办事，是他的为人标准。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那么以什么为立身根据呢?以实际情况，以国家利益为根据。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实事求是，无私奉献。人能超然物外，克服私心，就是一个大写的人，就是君子，不是小人。陈云同志讲：“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种对独立人格的追求，仍然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