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知青对路遥艺术视野的影响

　　路遥生于农民家庭，长于农民家庭，从小面对的是连绵的黄土高原，相处的是没有文化的农民，接受的是乡间伦理的熏陶。在那个城乡制度严格的时代，乡村被彻底地孤立起来，感受不到现代文明的滋润，墨守着千年积累的乡村文化，做着夜郎自大的自足梦，殊不知，乡村以外是另一番美好景象。在乡村的世界里，乡村的生活技能和生存经验是最主要的，现代的知识与文化在乡间很少，且得不到农民的足够重视，即使送孩子上学也仅仅为了“识几个照门字”，并不是有意识让孩子系统接受现代文化的熏陶。路遥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父亲是个老农民，一字都不识”[3]450。但是，路遥从小就有追求现代文明的诉求，环境并未影响到从小自强好胜的路遥，所以路遥流着眼泪看着自己的父亲弃子而去而未追出去，“因为，我想到我到了上学的年龄，而回家后，父亲没法供我上学”[3]451。上学后，尽管接受了系统的文化学习，但是并不能满足路遥的需求，所以路遥想办法“看书、看报章杂志，因为书报上说得更具体、更全面、更深刻，从而更有推广价值”[4]。路遥经常到延川城里的新华书店和阅览室看书、看报。“在这里，路遥看到了延川之外的世界：在画报上看到了大都市、公共汽车、火车、铁路、海洋和轮船的模样;在报纸上看到了苏联、越南、古巴、利比亚和巴勒斯坦这些遥远的国家，知道了卡斯特罗、卡扎菲和第一个进入太空的航天英雄加加林的名字”[4]。但是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打断了路遥的求学梦，并荒谬地把路遥推上了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的位子。“可惜好景不长，一个多月后，知识青年开始下乡——家在城里的插队，家在农村的返乡。路遥家在农村，自然得回家去”[4]。这场运动并未终止路遥追求现代文明的脚步，并未终止命是却从另一个途径让路遥与现代文明进行着零距离的接触，这就是北京知青的影响。

　　北京知青的到来开阔了路遥的文化视野。尽管路遥从课堂学习和课外阅读中已经接触到现代文明的机理，但是这种嫁接过来的现代文化是时代和政治合谋后的文化，与真实的都市文化相差甚远。真实的现代都市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鲜活的文化体系，它囊括了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部内容。就现代精神文明而言，也不仅仅是课本、书籍和报纸上宣扬的教条化的政治文明，而要比那更为复杂、丰富、鲜活。北京知青的到来，正好填补了路遥这一空白。北京知青从小在城市长大，系统地接受了现代都市文明的教育与熏陶，周身散发着城市文化的气息。虽然他们也响应政治号召，摆出一副政治面孔，但是他们骨子里坚持着都市文化。“都市文化人具有相对的判断和抵御能力，他们会在附和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并给予适当的反击，而乡村的蒙昧状态就决定了他们(本土青年)缺少这种判断和抵御”[5]。路遥就缺乏这种理性判断和抵御能力，文化大革命荒谬地将19岁的路遥推上了县革委会副主任的位置，“路遥的感觉也很好，一派意气风发的样子”[4]，完全被革命浪潮所左右，没有自己独到的判断。北京知青的到来正好弥补了路遥这方面的缺陷，这对路遥后来的生活和文学创作都有深远的影响。拿路遥的知青朋友陶正为例，来到延川农村后，秉承了自己的理想，办油印小报，建广播站，办扫盲班，组织青年突击队，稿农业科学实验，忙的不亦乐乎，甚至“可以无视灰色的理论，与朋友们探讨该不该搞点‘资本主义’”，认为“人也许都是自私的，问题在于这私心的取向”[1]28。在长期文化封闭的陕北农村和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这样独到的思想只有在知青那里才会出现。这不要说那时的路遥望尘莫及，就连曹谷溪也对这些思想惊叹不已，这也就不难解释路遥为什么爱和知青们交往。路遥在知青那里不仅仅鲜活地获得了现代都市文化，更重要的是获得了现代文化的思维方式，领会了现代文化的精髓。路遥在后来的小说创作中始终秉承着自己的创作理念，坚持着自己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而不随文学潮流而动，正是现代文明理性精神的鲜明体现。而这一精神正是来自于知青的启迪和影响。

　　北京知青在路遥文学创作之路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路遥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尽管主要是路遥有这方面的天赋，但是周边环境的熏陶影响同样十分重要。路遥可以说是一个文学幸运儿，他初学写作过程中就得到了北京知青和谷溪的指点引导，一步步走向了成熟。谷溪对路遥的影响非常深远，这是大家所公认的，但是，人们对北京知青对路遥文学创作的引导作用知之甚少。路遥身边的陶正，“他的激情，他的坦率，他的目光远大，他的朴素和单纯”[4]，他的文学上的卓越才华和非凡思想都给路遥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同时，路遥的夫人“林达也是个人才，她当时在延川县委通讯组工作，是曹谷溪手下的一位‘笔杆子’，无论在领导还是群众中都有很好口碑”[4]，对路遥的文学创作的影响那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