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本身就是一个当过“右派”、而后又在“文革”中倍受凌辱的人。他之所以对于自己的苦难能够“随遇而安”、甚至感到“三生有幸”，也许是他的眼睛老盯着普通人的苦难、只顾怜悯而忘记了自己的缘故吧?但也正因为自己有过长时期的切肤之痛，也才能直针穴位，一语中的。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大半时间都是在运动中耗掉的”，发着悲愤的喟叹，直言“‘为政治服务’是一个片面性的、不好的口号”，呼吁作家“从‘为政治’回归到‘为人生’” (《文集自序》);“还是让画眉‘自觉自愿’地学习，不要灌输，甚至强迫。我担心画眉忙着学这些声音，会把它自己本来的声音忘了。画眉本来的鸣声是很好听的。让画眉自由地唱它自己的歌吧!”(《录音压鸟》)

　　北京国子监的那通明太祖训示太学生的碑，一定在他心头压了好久了。碑上，明太祖将惩治闹学潮学生的办法定得明明白白：“凌迟了，枭首在监前，全家抄没，人口发往烟瘴地面。钦此!”将人零刀子片了，再割下头挂在杆子上示众，而后还要株连九族，流放全家。汪曾祺对此一点也没客气，说“他的这篇白话训词比历朝皇帝的‘崇儒重道’之类的话都要真实得多，有力得多”(《国子监》)。这就是封建王朝的知识分子政策，一种将鹦鹉学舌定为主旋律的不许自由发声的政策。从明太祖朱元璋到北洋军阀段祺瑞，再到国民政府蒋介石，五六百年间，只从凌迟“进步”到枪杀，真可谓换汤不换药，不许自由发声的独裁与专制依然不变。

　　经过了“反右”和“文革”的汪曾祺，回首间早已走出自己构筑的“随遇而安”的小巢，发出了自己心底恸然的鸣唱：“要恢复对在上者的信任，甚至轻信，恢复年轻时的天真的热情，恐怕是很难了。他们对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对现实多多少少是疏离的。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随遇而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