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汪曾祺有着自己的愤怒与抗争。

　　对于写过《骆驼样子》、《龙须沟》、《茶馆》等传世之作的作家老舍的投湖而死，他在《八月骄阳》一文的结尾，写有一段令人心碎的对话：“这么个人，我想他本心是想说共产党好啊!”“这么个人，旧社会能容得他，怎么咱这新社会倒容不得他呢?”“‘千古艰难唯一死呀’!”“‘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这大概就是他想不通的地方。”这与《茶馆》里“我爱国可谁爱我啊”的那句台词，何其相似乃尔!这是轮回还是停滞?是前进还是倒退?是解放后的“新”还是唱了两千年终也唱不完甚至更加变本加厉的“老调”?数十年的光阴竟然白过了吗?只这轻轻几句对话，便向国人揭开了掩饰着悲剧的帷幕。

　　对于当年数百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被赶被骗被“流放”，汪曾祺更是进行了撕人心魄的控诉：“知青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块癌肿。是什么人忽然心血来潮，把整整一代天真、纯洁、轻信、狂热的年轻学生(老三届)流放到‘广阔天地’里去的?这片天地广阔，但是贫穷，寒冷，饥饿。尤其可怕的是这片天地里有狼。发出那样号召的人难道不知道下面的基层干部是怎么回事?把青年女学生交给这些人，不啻是把羔羊捆起来往狼嘴里送。我们对知青，尤其是女知青，是欠了一笔债的”(《一个过时的小说家的笔记》)。将无罪的“整整一代”年轻学生进行“流放”，这不是一种深重的罪孽吗?而且这种罪孽还竟然是一种“心血来潮”式的随意试验!否定与愤怒的笔触，更直接指向那个“发出那样号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