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坛还算是幸运的，二十世纪末叶出了个作家汪曾祺。一个随和的老头，不经意间留下了二百多万字的作品。谁知这不算丰硕的文字，竟然天雨般隐于云彩里，时不时就淋湿了天下人(尤其是普通人)干涸的心。他甚至不能归类于“作家”这个群体，他的写法与写作心态都呈现出一种“异类”的味道，把写作当作敲门砖、以敲开各种利益之门这种等而下之的做法自不必说了，就连呕心沥血图个传诸后世的“高境界”，他也没有。好似一泓水，自由自在地流淌就是了，浇着了菜菜青了，灌着了树树绿了，或者浸活了种子长出了庄稼，甚至什么都没润泽只自个儿活泼出一曲天籁，都顺其自然。

　　但是这泓水又是人间的水，亮晶晶地染着人间的烟火。只是一个“善”字一个“美”字使他有了超常的法力，乾坤的枷锁束缚不住他，功利的诱惑更左右不了他。生时，他痴痴地恋着人间;死了，人间便常常地想着他。尽管也有误解，总是无法抹杀广大的普通人对他与他的作品的喜爱。比如有人说他是中国最后的一个士大夫，有人说他淡泊得像天上的一块白云，其实都不大准确。

　　众说纷纭之中，胡河清与摩罗对他的探究可谓别具一格。胡河清先生在《灵地缅想》一书中说：“汪先生处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漩涡里，之所以能长期保持敬慎不败，得力于道家的谦冲之道亦深矣，”并说汪老先生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悲惨境地中有三种躲避解脱的办法。一是躲入有着极强“间离效果”的京剧，“似醒非醒，冷眼觑着喧闹的尘世间不断上演着的一出出闹剧、悲剧和喜剧”;一是躲入美食之中，让口腹之欲“使思想活动得到最充分的休息状态”;一是躲入青年男女的爱情之中，“编造关于巫山云雨的梦境成了他们对于残酷历史过程的一种特殊的心灵规避方式”。摩罗先生则在胡河清躲避解脱说的基础上，更分析出了汪曾祺不敢直面人生的“瞒”和“骗”的“温馨”，甚至把他视作“一个个性生命自我取消”的“悲剧”——“我不再期待从他笔下读到直面人生的悲剧，我把他本身读作一个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