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汪曾祺在历史的天宇中、尤其是在文学的银河中，到底是怎样一种星座呢?

　　我们还是先从他的内心剖白中探寻一下其灵魂的真迹吧。

　　他说：“一个随人俯仰、毫无个性的人是不能成为一个作家的。”那么他的个性是什么呢?从对他影响较深的中外作家归有光、鲁迅、沈从文、废名和契诃夫、阿左林是可以看出一点端倪的。他对于西班牙阿左林的评价是“热情的恬淡，入世的隐逸” (《谈风格》)。其实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个性恬淡，却因善良而对普通人敞着炭火一样的心怀;不事张扬，喜静守独，又因热爱而全身心地融入生活并对生活始终怀着深深的眷恋。他在《自选集重印后记》中直言：“我觉得我还是个挺可爱的人，因为我比较真诚。”世事是悲哀的，便让悲哀渗透在作品里。普通人里又毕竟生长着美与善，那就在作品里“发现对生活的欣喜”，“弘一法师临终的偈语‘悲欣交集’，我觉得，我对这样的心境，是可以领悟的”。他是那样地理解与欣赏老师沈从文，说他之所以写《边城》、《边城》之所以写得这样美，就是“因为他爱世界，爱人类” (《又读(边城)》)。这不也是他的自况吗?“我对人，更多地注意的是他的审美意义。你可以称我是一个生活现象的美食家”。(《小说三篇》)“有人让我用一句话概括出我的思想，我想了想，说：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我是一个中国人》)

　　他是本质意义上的“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对于非人道的东西，他虽然没有电闪雷鸣、金刚怒目式的抗争，却也绝对没有苟且躲避，取消生命的自我，更不会认同与合流。胡河清与摩罗虽然对汪曾祺作了独到的研究，但其结论却因进入他的灵魂而又从他的灵魂深处滑开，从而过犹不及，离开了真正的汪曾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