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运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凿山浚湖，功役无已。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嶂千重，莫不备尽。登蹑常著木履，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去其后齿。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人。临海太守王琇惊骇，谓为山贼，徐知是灵运乃安。

　　登山到了如此讲究的地步，可以说连现代人都叹为观止吧。木屐可以上山去掉前齿，下山去后齿。并且还带着数百民工，开山辟境，竟让人误以为是山贼。谢灵运出身豪门望族，即使是隐居，也不必担心自己的前途，更不用担心财力。这是出身寒族的陶渊明难以望其项背的。况且陶渊明的情性趋向澹泊，也注定了他不会像那些寻找仕途捷径的隐士那样，装模作样，然后一跃成为朝廷的座上宾。对比谢灵运的这段记载，陶渊明的记载则显得无比贫穷、局促，在其好友颜延之撰写的《陶征士诔》中记载说他“少而贫病，居无仆妾，井臼不任，藜菽不给;母老子幼，就养勤匮，远为田生致亲之议，追悟毛子捧檄之怀，初辞州府三令，后为彭泽令。道不偶物，弃官从好。遂乃解题世纷，结志区外。定迹深栖，于是乎远。灌畦鬻蔬，为供鱼菽之祭;织絇纬萧，以充粮粒之费。 ” 《宋书》本传中还说他晚年有脚疾，需要人抬着他才能出行。相比于谢灵运，实在是太过寒碜。

　　晚年的陶渊明忍受着超出常人的孤独和寂寞。他是痛苦的，因为他是清醒者，也因他清醒着，所以要不断饮酒求醉，方能暂忘苦痛。他又是欢欣的，因为他在按照自己的内心生活，不需要出卖灵魂，不需要看他人的颜色行事，不需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每日在庐山的云雾下，种植庄稼，会为每一次的收获而感到满足;培育菊花，等待友人给自己送酒喝;读书写诗，会为历史反照出的现实发出感慨，也会与古人、与更古的山川产生某种无法言传的交流与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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