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李白虽属浪漫主义诗派，但他受《诗经》特别是民歌部分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明代胡震亨在《李诗通》中说：“太白宗风骚，薄声律。”胡应麟的《诗薮》说：“太白以百忧等篇拟风雅，鸣皋等作拟《离骚》。”这正是具体的说明。同时李白接受《诗经》民歌中的优良传统是多方面的，他那些厌恶权贵的诗，不能说和《魏风・硕鼠》没有想通之处。

　　杜甫对于《诗经》极为推崇。他在《戏为六绝句》中说：“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在《夜听许十换诵诗爱而作》中又说：“陶谢不枝梧，风骚共推敲。”杜诗最著名的《三吏》、《三别》受国风质朴风格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无家别》、《垂老别》，从诗的题旨、题材或艺术风格，和《豳风》的《东山》、《破斧》不无类似。《负薪行》写负薪妇女不能出嫁的一生之苦和《邶风》中的《谷风》尽管取材各不相同，但就其同情妇女悲惨命运，概括反映社会生活上，其实质是一致的。

　　唐代诗人中，白居易也是一个力主学习《诗经》优良传统的诗人，他经常倡导“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创作原则，他的《秦中吟》、《新乐府》等诗可以说是《魏风》、《伐檀》、《硕鼠》控诉精神的发展。

　　当然，无论李白、杜甫、白居易还是其它伟大的作家，他们所继承的绝不仅仅是国风质朴的风格，他们也接受了《诗经》其它的优良传统，也接受了汉魏六朝的优秀遗产。尽管如此，“国风”中的质朴风格毕竟影响了他们以至后来的诗人，这种风格正像一条长河一样日夜不停地流了几千年，灌溉了历代的文艺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