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 年，北京外文出版社推出由美国学者约翰·勒斯特(John Lester)和巴恩斯(A·C·Barnes)选译的《〈女神〉诗选》。巴恩斯是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翻译家，他曾与王佐良合译曹禺的《雷雨》(1958)和《日出》(1978年)，还曾与许孟雄(Hsu Meng-hsiung)合译茅盾的《子夜》(1979)，均由外文社推出。郭本人于1957年7月专门为此译本做序，序的最后两段言简意赅，颇含感慨，说得很实在，也很深刻：

　　“在我看来，诗是来自诗人心灵的音乐，是由诗人所生活的时代所唤起的。”

　　“作为文学作品来看，这些诗可能会让读者失望。那么，就让它们作为那个我写下它们的时代的记录吧。”

　　倒数第一段表现的是郭沫若一辈子坚持的浪漫主义诗学的基本原则，即诗歌是情感的对应或情绪的产物，是诗人对现实有感而发的结果。

　　最后一段表面上是谦辞，实际上意味深长。郭自知自己的诗歌创作紧贴时代，这是双刃剑，成败均由此。1922年，闻一多在《〈女神〉之时代精神》中，第一个科学地论述了《女神》的时代精神：“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甚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的时代的精神。”作者把《女神》的时代精神归结为五点：“动的精神”、“反抗的色彩”、“科学的成分”、“世界大同的色彩”和“表现当时青年的烦恼悲哀”。看来郭是一辈子赞许并受用于闻一多的论断的。不过，同时，聪明绝顶的郭沫若也认识到，离时代太近，会削弱作品的思想价值，并可能牺牲其艺术价值。这段话隐曲表达了郭的这种价值判断上的两难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