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评论中都在大谈泰戈尔对郭沫若的影响，但是在我看来，如果我们仅仅简单的从郭沫若的创作中去寻求泰戈尔所施予的那些一时的，短暂的美学效应，那显然只是片面的、浅层次的、表面化的认识。因为郭沫若也说过，这一时期的诗作“所留下来的成绩极少”。从根本上讲，泰戈尔只能说是郭沫若的引路人，他为郭沫若打开了一扇门，那是一扇通往新诗殿堂的门，在毫不犹豫走进去的同时郭沫若又采撷了不少其他诗人的诗作，诗风也随之发生变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郭沫若又迷上德国诗人海涅、歌德、英国诗人雪莱和美国民主诗人惠特曼。他大量阅读这些文坛泰斗的原著，在原汁原味的作品的熏陶过程中，在这些西方文艺家的影响下，他的视野越来越广，思想上的觉悟越来越深刻。郭沫若倾慕歌德的“狂飙突进”的精神——激烈的主张反对封建专制，要求个性解放，彻底改造四分五裂的德国现实。而对诗歌形式有大胆的突破和革新的惠特曼则让郭沫若学到自由自在的独创精神，使他学会与时代的脉搏共振，热情地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形式讴歌时代，用奔放的、无拘无束的形式纵情歌唱，歌唱生活、歌唱自然、歌唱劳动、歌唱自我。惠特曼诗歌中浓郁的民主解放精神与个性解放精神也让郭沫若深深着迷。西方的惠特曼雄浑的诗风郭沫若从东方的泰戈尔冲淡的诗风影响中走了出来。他的诗歌不再是犹如“杨柳岸晓风残月”涟漪般小波小浪静得安逸沉迷的，而是犹如“大江东去”洪涛般大波大浪动得痛快淋漓的。这是感情的两个极端的表现，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分析，郭沫若诗风的转变正好验证了人处于青春期，最富于情感、最容易也最愿意从情感的两极上来领受宇宙与人生的诗情的说法。与此同时，“五四”运动不断高涨，更加激发了郭沫若的爱国热情和创作欲望。因此，1919年至1920年问便形成了他创作新诗的特大高潮。国家民族的深重灾难、“五四”狂飙突进的浪潮加上惠特曼式狂放不羁的自由体，使他的与时代紧密接轨的诗如同决了堤的洪水般滔滔奔涌而出。他“几乎每天都在诗的陶醉里，每每有诗的发作袭来，就好像生了病一样”，使他“作寒作冷” ，使他“在那时差不多狂了” 。他的诗歌最初于919年9月发表在宗白华主编的上海《时事新报》的文艺副刊《学灯》上，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