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最初留日的意图，只是为了逃避国内繁芜的琐事，躲避不幸的婚姻。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次偶然的机遇会让生活中从此少了一个平凡的郭开贞，而从此多了一个著名的学者、诗人——郭沫若。1913年12月27日，郭沫若说这个日子是他“没世不能忘的”，在他从四川前往北京投奔大哥时，大哥失意，连二人生活都无法自持，就连郭沫若都想“改行经商，留在家里代替父亲管理家务”，他已经“把什么梦想，什么野心，什么自负的念头都消掉了。有生以来像那时的那样的失望是没有经厉过的” [2]之时，大哥的朋友张次榆来访并提出带他留学日本。

　　在1915年春天，当郭沫若还是东京一高的预科生时，诗人泰戈尔在偶然之间闯入他的心扉。一位与他同住的本科生带回几页油印的英文诗，郭沫若便是在这个时候第一次阅读了印度诗。泰戈尔的《新月集》中的 《岸上》 (on te Seasore)《睡眠的偷儿》(Sleep—Stealer)、《婴儿的路》(av’s Way)和其他几首。诗是没有韵脚而多为两节或三节对仗的，他立即被吸引住了，原来诗可以这么写!一口气把诗读完，欢喜得不知怎么才好。从此，他便成了泰戈尔的崇拜者。以后他多次谈到初识泰戈尔的诗的感受：“那清新牙平易径直使我吃惊，使我一跃年青了二十年!兰时正是泰戈尔热流行的时候，因此我便和泰戈互的诗结下不解之缘，他的《新月集》、《园丁集》《吉檀伽利》、《爱人的赠品》、译诗《伽毗尔百吟(One undred Poems 0 air)……我都如饥似渴的买来读了。在他的诗里我感受到诗美以一的欢悦。”[3]泰戈尔的口语化的诗不仅让郭沫若认识到诗的另类写法，也让他的感情表达更为自由。长期旅居国外的孤独寂寞被泰戈尔的诗充实，诗中所展示的“梵”的现实，“我”的尊严，以及诗中所吟咏的“爱”的福音，和他十分合拍，让他感到无限的欢欣与抚慰。他说，从泰戈尔的作品中，“我真好像探得了我‘生命的生命’，探得我生命的泉水’一样。每天学校一下课后，便跑到一间很幽暗的阅书室去，坐在室隅，面壁捧书而默诵时而留着感谢的眼泪而暗记，一种恬静的悲调荡漾在我的身之内外。我享受着涅磐的快乐。”在极度痴迷泰戈尔诗歌的同时，郭沫若为泰诗中泛着的浓郁的“清新而恬淡”的诗风所陶醉，在他获得安娜的爱情之后，1918年作了《Venus》、死的诱惑》、《新月与白云》等新体诗，走上新诗创作的道路。从风格上看，这些新诗自然雅致，冲淡简短，可以判断出这是属于泰戈尔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