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诗情进发的状态之下，郭沫若的诗集《女神》于1921年8月5日得以由上海泰东图书局结集出版。《女神》的出版在中国新诗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开一代诗风，把时代精神与诗歌艺术相结合，充分体现了诗人的爱国激情，诗歌表现了作者破坏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理想以及追求个性解放的迫切心情。《女神》是“五四”时期影响最大的一部诗集，被誉为时代的号角，黎明的晓钟。

　　《女神》是为20世纪而歌的，在这些诗歌中，郭沫若以雄奇瑰丽的语言，描绘了20世纪的新人所特有的感奋。即首先是一个鼓动着力与光的壮美的世界，如《地球，我的母亲!》中“宇宙中的一切”的“化身”——地球，《日出》时“环天”的“火云”、“光的雄劲”下的世纪的黎明等等;其次是一个充满着创造精神的伟岸的巨人，如《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中“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的“无限的太平洋”，要“把月来吞“、要“把日来吞”、要“把一切的星球来吞”、要“把全宇宙来吞”的“天狗”等等，这都可以说是这些诗歌中共有的形象。这些形象的成功塑造，是郭沫若对20世纪文学的巨大贡献，也是中国新诗对20世纪世界诗歌的巨大贡献。

　　再者，《女神》给我的又一感觉是不少诗作中泛着“郭沫若式”的泛神论思想，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和个性解放。关于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张光年曾作过这样的说明：“泛神论在郭沫若的思想中间，并不构成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泛神论不过是这位诗人的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它的思想基础是彻底的革命的民主主义)的一种诗意的体现。”当然，这种“诗意的体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经过诗人思想的淘汰、积累、去伪存真而形成的。郭沫若在中学时代就接触了庄子、孔子、王明阳等的哲学思想，留日后又一度沉湎于泰戈尔的诗作，对诗中尊崇自然，效法自然，醉心于与自然的融合的境界十分认同，并醉心于其中。而后又读了《奥义书》和斯宾诺沙的著作等，于是豁然贯通，再加上他本人早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受孙中山、章太炎等人的影响，接受了民主主义思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要求推翻封建专制，留学日本后，又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思想，追求自由平等，个性解放……这一切与泛神论相融合便促成了“郭沫若式”的泛神论，他解释说：“泛神便是无神。一切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我也只是神的表现。我即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可见，郭沫若的泛神论的主旨是强烈的个性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