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并不担心这类冲击，他的理想很简单，希望农民可以利用高产的种子“种三产四”，“多余的地用来种植经济作物，增加收入”。

　　去年4月，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曾发表过一封给袁隆平的公开信，希望袁隆平“转向培育常规水稻品种，给农民留几粒真正的种子”。李昌平认为，今天的三系杂交水稻“稻种”只能种一季，农民只能持续向种子公司购买稻种，这让他们失去了种子主权，不仅失去了与种子公司博弈的自主性和能力，也失去了应对自然灾害和社会灾害的自主性和能力，他希望政府和科学家能有配套措施让农民自己种一部分可以留种的种子。

　　要从杂交水稻选育出能高产的纯种水稻很难,就像把一堆沙子里的红色沙子挑出来,成本上划不来。增产涉及到的基因很多，要依靠多代人工杂交选育形成可以把优点稳定地传给后代的品种，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于是，在“粮食不足”与“无法留种”之间，更多人倾向于先解决前者。

　　而对于农民自己种植常规种子的建议，一位育种专家则认为，“看上去不错，但因为目标并不明确，实施起来很难。”

　　对李昌平的公开信，袁隆平没有做出回应。不过，很显然，“粮食不足”与“无法留种”之间，他继续致力于解决前者。最近几年，袁正致力于另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超级水稻，继续挖掘杂交水稻的增产潜力。

　　他亲自翻译过一本《漫长之路》，讲的是在菲律宾马尼拉以南约六十公里的一个小镇上，一块一公顷的土地。自1963年开始，人们在那块土地上不间歇地每年种两季水稻，稻草不还田。45年后，“答案几乎是出人意料的”,“长期集约式种植水稻和使用矿物肥料，可能并不会降低土壤生产力，事实上，如果耕种得法，甚至还能改良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