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间程高刻本出版不久，《红楼梦》就风行一时，至嘉庆年间已有“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的说法。8清末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多不系统，常见的是对书中所隐真事的猜测。《红楼梦》开篇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这不能不引起读者强烈的好奇心，研究的人也就十分关心到底隐了什么事。清末民初最初研究《红楼梦》的学派大抵都是索隐派，索隐索隐，就是要找出(寻索)书中隐藏的真事，索隐派有三大主张：“明珠家事说”(宝玉原型为明珠之子纳兰容若)、“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康熙朝政治状态说”。9也有少数人主张自传说，但都不及索隐派的影响。

　　在胡适开创新红学之前，老派红学的领袖蔡元培秉承了康氏“托古改制”传统，把《红楼梦》视为提倡民族革命的影射文学。蔡元培以索隐方法研究红学始于1898年，其时他还是光绪朝的翰林院庶吉士，同情康梁的维新改革，但他认为“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101902年，他和同志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教育会，立志以新式教育培育新式国民，为恢复国权、革命维新准备文化基础。

　　庚子国难之后，中国面临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边缘，民族自强抵御外侮的愿望，从变器物(洋务运动)、变法制(百日维新)终于走向排满革命。南明史的研究一时成为史学界的热议，明末清初的党争可资辛亥革命后的建党参考，11明季关于扬州十日、嘉定屠城的野史被革命党人广泛传播。“天下之大防二：中国、夷狄也，君子、小人也”(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四)，明末大儒王船山力倡的民族主义，更成为清末革命自然接续的道统，有识之士纷纷感到，推翻满清的奴化统治是避免中国走向亡国灭种的唯一选择。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反清复明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兼具有推翻满清腐朽政权与抗击海外蛮夷侵略的双重意义。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