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最崇拜的伟人之一就是梁启超，他甚至将时人习称的“康梁变法”说成“梁康变法”，梁启超在《新民丛报》鼓吹的“新民说”让青年毛泽东感佩不已，1918年五四运动前夕，他和好友在湖南成立了名为“新民学会”的革新社团，后创办《湘江评论》，致力于改造国民性的实践。很多研究者都已指出，虽然毛泽东的思想渊源颇为复杂，但在毛泽东晚年，他青年时代的思想又浮出了水面。56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复杂的，而通过对中国文化的改造来缔造社会主义新人则是其中的主要脉络之一。文化大革命期间宣传的模范共产党人形象具有“献身公共利益、向往未来、严于律己、敢于牺牲”的品质，这同梁氏新民形象具有“惊人的相似”。57如果说新文化运动高扬的民主和科学需要思想启蒙，那么在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同样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也需要思想启蒙。新文化运动后期，胡适提出“问题与主义”之争，表示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对于当时新兴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异议。此后，新文化运动就开始分化，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几位主将们所持主义不一，各走各路了。在毛泽东看来，这个分化导致新文化运动没有完成它最初的思想启蒙使命，改造中国的国民性应当依据更为先进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胡适鼓吹的实用主义唯心论。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表示了对《红楼梦》的高度兴趣，1956年，在题为《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他将《红楼梦》誉为中国文化的最高峰：

　　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