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此见还有一个最为明确的特点是反对情感论的混入，以保持哲理本质观的纯粹性。这一点在现代主义那里也有所反映，艾略特引用亚里斯多德的语言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写道：“理智无疑更神圣，而且较不受感情的支配”。[69]又说：“诗歌不是感情的放纵，而是情感的脱离；诗歌不是个性的表现，而是个性的脱离”。[70]朱熹哲理文学观念对情感排斥态度，与艾略特也相通。

　　为了保持哲理本质观的纯洁性，南宋理学诗人真德秀还为诗下了一个特别肯切的定义：

　　以诗人比兴之体，发圣人义理之秘。[71]

　　这可以说是宋代最清醒的哲理文学观的完美表达。也是元明清学者长期忽视的一个命题，更是现代学者很少思考的一个极有价值的命题。所谓圣人之“义理”即孔孟之“义理”，也就是宋代理学之“义理”。朱熹曾反复强调对“义理”的表达，但他与俗儒的不同之处是，他是比较注意尊重文艺特点的。他在《答王近思》一文中说：

　　贯穿百氏及经史，乃所以辨验是非，明此义理……义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则其存诸中者，必也光明四达，何施不可。发而为言，以宣其心志，当自发越不凡，可爱可传矣。

　　朱熹看来，只要诗人德足以达“高明纯一之地”，诗则不学而能之，这种诗因为有内在的真理华光四射，而词语愈美则愈能传达真理，因而也更加“可爱可传”。

　　宋代理学家不仅主张“文以载道”、“借物明道”，而且是哲理诗的自觉实践者，人人以议论为诗，写得不好的便用韵语直论义理，后人讥为“理障”的便是这种诗；写得好的也有不少，其中充满了“理趣”。理学家们自邵雍起，便以义理为诗，蜂涌而从之。构成了宋代一个特殊的文学现象：“道学家诗”。南宋末金履祥将其编辑成集，名之曰《濂洛风雅》，其中收宋代理学诗人

　　因通物性与衰理，逐悟天心用舍权。

　　宜放襟怀在清景，吾乡况有好林泉。[72]

　　又如《秋怀三十六首》之三，其云：

　　明月生海心，凉风起天末。物象自呈露，襟怀骤披豁。悟尽周孔道，解开仁义结。

　　这位雅爱山水的哲学诗人，由于直接在诗中说理，的确有诗味不浓之嫌，后人斥为“理障”也是有道理的。但由于他在理学界的威望，带动诗坛的哲理化方向，仍是起过很大作用的。二程，虽武断地以为“作文害道”、“学诗妨事”，但他们作起哲理诗来，尚能尊重艺术规律，亦有“理趣”盎然、兴味醇浓的佳作。如程颢的《秋日偶成》之二，其诗云：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化中。

　　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

　　此诗体验真切，虽有理语，但有理趣。将儒家的理想人生境界渲染得颇有诗味。朱熹更是一位成功的有代表性的哲理诗人。除其《观书有感》脍炙人口外，佳句佳篇甚多。绝句《泛舟》也大有深意。其云：

　　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

　　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这首诗也许吟哦的是他个人的体验。是说人生得意与不得意，并不靠自己的努力，时代提供的机遇是很重要的。时机一到，即使艨艟巨舰，也被轻轻托起，航行中流。其中成功者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当然也是劝那些未遇之士，要待机勿躁，练好内功，作好准备是必要的。深刻的道理全不用说出，用一意象便一切了然，可见他真是善于借物明道的诗人。

　　理学家们还有许多富有哲理的名句广为流传，显示了道学诗的智慧丰采。如邵雍的“弄假像真终是假，将勤补拙总输勤”；“因探月窟方知物，未蹑天根岂知人”。胡寅的“顺理以观皆成趣，会心之乐最难名”，王鲁斋的“时时涵泳味无味，句句研穷深又深”。朱熹的“等闲识得春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等等。

　　这样，理学家的崇高声誉和他们的哲理诗的创造实践，便造成了风靡全社会的哲理化艺术大潮。诗歌以有“理趣”为美，绘画以“深造理窟”[73]为荣，诗人画家皆以“借物明道”为务。风气所适，即使文坛巨匠也概莫能外。

　　苏轼声称“吾所谓文，必与道俱”[74]。又认为作画必“深寓其理”，观画要“明于理而深观之”。

　　黄庭坚受理学思想影响，宣称：“文章者，道之器也；言者，行之枝叶也。”[75]黄庭坚在评苏轼绘画时又提出：“观物必造其质”的观点，认为苏轼是“深入理窟”[76]之作。

　　王安石也认为：“文贯乎道”（《上邵学士书》），又在《答吴孝宗书》中说：“若欲以明道，则离圣人之经，皆不足以有明也”。显然，王安石亦是崇经重道之人。他主张新学要“有补于世”和“礼教治政”。这样便造成了宋代诗人，人人能为哲理诗的局面。同时还形成了两个哲理诗的审美范畴：“理趣”和“思致”。

　　宋诗主理，因此“理趣”的概念出现较早。《宋史》载，宋徽宗大观四年（

　　场屋（考场）之文，专尚偶丽，题虽无两意，必欲厘而为二，以就对偶；其超诣理趣者，反指为澹泊。请择考官而戒饬之，取其有理致而黜其强为对偶者，庶几稍救文弊。[77]

　　可见北宋时期，诗文有无“理趣”，已成为学宫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此外，“理趣”的概念还出现在北宋画论家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一和韩拙《山水纯全集》中[78]，可见远在北宋，它便是一个广泛应用的批评术语，并非如钱钟书所说，是南宋陆九渊弟子包恢所言[79]。

　　“思致”也是宋人首创的一个审美范畴，其意义大约与理趣相近而更称赏智慧之美。这一概念首见《东坡题跋》卷五。苏轼说：

　　秦人有屈鼎笔，许道宁师之。盖分布涧谷，间见屈曲之状，然有笔而无思致。

　　许道宁是北宋中期画家，画山水风格独特，常有屈鼎之笔，风格以狂逸著称，时画“寒林平远”卖于汴梁。宰相张士逊曾赞美他的画名，有诗句说：“李成谢世范宽死，惟有长安许道宁。”苏轼是说许道宁画山水，师法秦地笔法，而意蕴上尚欠匠意。黄庭坚也以“思致”评画。他在《题宗室大年永年画》中说：“大年（赵令穰）学东坡先生，作小山丛竹，殊有思致。”而在《宣和画谱》中，评王维、董源、易元吉之画，皆以“思致”论之。直接用于评诗，首见于吕本中《童蒙诗训》，其中评苏轼诗句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