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文论家多强调“义理”，尤以姚鼐的文学观，最具哲理倾向。他在《敦拙堂诗集序》中说：

　　夫文者，艺也。艺与道合，天与人一则为文之至。

　　而这种“艺与道合”的境界，并非人人都能达到，不过“千载之中数人而已”。它是“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86]。又在《海愚诗钞序》中说：“文章之原，本乎天地。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苟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以为文章之美。”总之在姚鼐看来，诗文在本质上都是道的表现。这里的“阴阳之道”、“天地之道”，又被称之为“义理”。这种“义理”又与宋儒之学相通。他希望“聪明才杰之士”能“守宋儒之学，以上达圣人之精”，“而通乎古作者文章极盛之境”，则“可以为文章之至高”[87]。不仅内含上与宋儒一致，而且总体上仍持宋儒的“文以明道”观。他在《复汪进士辉祖书》中说：“夫古人之文，岂第文焉而已。明道义、维风俗以诏世者，君子之志，而辞足以尽其志者，君子之文也。”其“明道义、维风俗”的教化目的是非常明显的。足见姚鼐与宋代儒学的继承关系。

　　章学诚也是主张“文章为明道之具”的有哲理文学观倾向的文论家。他的主张虽与桐城派文论家相同，但实际上又有区别，他所说的“义理”并非宋儒之“义理”，而是指事物中和客观世界中的规律性的东西，这才是文章所要表达的东西。他在《文史通义·原道》中说：

　　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

　　又说：“一阴一阳，道也。文章之用，或以述事，或以明理。事溯已往，阴也；理阐方来，阳也。其至焉者，则述事而理以昭，言理而事以范焉，则主适不偏，而文乃衷于道矣。”章学诚认为，文章不论言事言理，都“衷于道”，都是“道”的表现。所以它是“明道之具”。他还认为，明道之文，还要借助于艺术形式，如果废弃艺术形式，也不合乎文章之道。于是他接着写道：

　　以谓文贵明道，何取声情色采以为愉悦？亦非知道之言也。夫无为之治而奏薰风，灵台之功而乐钟鼓，以及弹琴遇文，风雩言志，则帝王致治，贤圣功修，未尝无悦目娱心之适，而谓文章之用，必无咏叹抑扬之致哉？

　　这里对艺术形式的肯定，显然是对宋代理学先生“作文害道”论偏执观点的超越，他在《文史通义·文理》中批评了“宋儒厚道德而薄文辞”的做法。并以孔子、曾子为例，说明圣人之文，也要求“如饮食甘旨”，而能脍炙人口而令其自尝。表面上看，章学诚的哲理文学观与翁方纲的“肌理”说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实际上，翁方纲所言的“义理”，不过是宋儒之理，而章学诚所言之道，乃是万物之道，已经不仅仅是狭隘的儒家的教化之道。所以，章学诚实际上代表了我国古代哲理文学观的最高境界。不仅有核心观念的形成，而且有审美理想的自觉，还有许多具体的理论建树。也就是说，哲理的文学观，在章学诚这里，已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性存在。这里先介绍了他的核心观念，其余的理论将在本书下面的章节里陆续展开。

　　经过上文的回溯，我们会发现，哲理的文学观念，也贯穿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文学现象和理论现象。然而就是这样一种文学理论现象，却长期不被人承认，才发生了本节之始的争论。

　　显然，哲理文学和哲理文学观，在中西文学史上都一个共同性的存在，一个贯穿始终的存在，那么，不承认它的存在难道合理吗？哲理文学观既然是人类文学史上一个共通性存在，是一种真理性认识，但是有些理论家如韦勒克，硬是不承认它，那么，韦勒克所为代表的文学观念还靠得住吗？这正说明西方某些名家，对文学艺术的认识也未尽合理。

【哲理文学与哲理文学观的存在作文】相关文章：

1.我的文学观作文

2.哲理作文：螃蟹的哲理

3.生命哲理的作文

4.写意哲理作文

5.有关哲理作文

6.哲理与情思作文

7.很有哲理的作文

8.莲的哲理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