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古文运动的倡导的同时，渐渐地宋代理学诸家也翕然而起，成为宋代朝野主流意识形式，弥漫于全社会，文学艺术观念和理论受其影响自然是在所难免。宋代理学家中，一派是文艺的否定派，认为“作文害道”，“玩物丧志”；从宋初三先生如孙复、石介等，就重点阐发儒家的义理，对文学十分轻视，至周敦颐、邵雍和二程出，更对文学不感兴趣，进一步发展到否定文学的程度。另一派是南宋朱熹为代表，他们的文学观比北宋前期理学思想有所进步，不再对文学持否定态度，也开始注意到文学的审美特征。但不论北宋或南宋，理学家们都主张哲理的文学观却是一致的。

　　周敦颐（

　　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按，用），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周敦颐在这里从儒家诗教观出发，提出了他的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在他看来，只有载道之文，才是有益于教化的，因为它有“美”，能使人爱而传之，达到传道和教育的目的，因之，“诗”是儒家很好的教育的手段。文和道的关系，是“实”和“车”的关系，文学不能成一辆空车，而要载道而行，才有其用，如果不务道德，而仅为文辞的所谓文章，不过是技艺而已。显然，周敦颐根本没有把那些仅能抒写性灵的文学放在眼里。他所提倡的载道之文，不过是符合儒家诗教传统的实用文学，这是一种十分狭隘的文学观。但由于符合儒家传统，却很快变成为全社会承认的真理。而且，他对非载道之文的轻视和否定，在更为极端的理学家那里，发展成为对文学的全盘否定。实为宋代理学之耻，所以南宋理学家则有所纠正。其代表者是朱熹。朱熹不好驳斥前辈理学大师的“文以载道”论，却抓住了李汉的“文以贯道”论做文章。他认为李汉提出的“文者贯道之器”的说法，有割裂文、道之嫌。“裂道与文以为两物，而于其轻重缓急本末宾主之分，又未免于倒悬而逆置之也。”[67]文道既不可分，因此他主张文道一贯，道外无文说。《朱子语录》中记录了他的这一观点：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

　　总之，文道为一，文便是道。这种不可分性的强调，显然已将“文以载道”论纳入他批驳的对象，只是没有言明而已。更由于文道贯一，因此凡为文者，就应议论理之是非，不议理之是非者，还能算是文吗？所以他在《与汪尚书》中明确指出：

　　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复议其理之是非，则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为道，且文而无理，又安足以为文乎。盖道无适而不存在者也，故即文以讲道，则文与道两得而一以贯之，否则亦将两失之矣。中无主，外无择，其不为浮夸险诐所入，而乱其知思也者几希。

　　按照这个逻辑，为文便要议论理之是非，就要表现道，也就是要表现理学的“义理”。这才是文（学）的目的。他进一步强调说：

　　今人作文皆不足为文，大抵专务节字，更易新好生面辞语；至说义理处，又不肯分晓。观前辈欧、苏诸公作文，何尝如此。圣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下后世由此求之。[68]

　　这里再次强调“圣（人）因言以明道”，表现了朱熹对刘勰文学观的继承，它不仅是指散文的，也是指诗歌的。朱熹在《清邃阁论诗》一文中说：“今人不去讲义理，只去学诗人，已落得第二义。”这是因为，他强调诗歌创作，也要把体现“义理”放在第一位，要求以诗明道。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六载：“公（朱熹）尝举其所作绝句示学者云：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盖借物以明道也。”罗大经的这则实录说明，“借物以明道”，或者说“借诗以明道”已是朱熹十分自觉的文学思想。为了使这一中国古老的诗学传统不被曲解，朱熹还特别将“诗言志”的概念作了厘定。这一点他是超越汉儒而恪守古道的。请看他在《答杨宋卿书》的论述：

　　熹闻诗者，志之所至。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然则诗者，岂复有工拙哉？亦视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于高明纯一之地，其于诗固不学而能之。

　　这句话中“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明显出于《诗大序》。但朱熹在引了两句之后，便戛然而止，而将“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略去。显然，这并不是无意的疏忽，而是有意为之。因为如前所述，先秦诗之言“志”，通于神意、天意、圣人之意，即道。这在荀子那里还是相当明确的，而到了汉儒特别是《诗大序》作者那里，就变了质，将“情”偷换了“道”在诗中的位置，或者说将“志”悄悄地解释成“情”了，这实际上是对先秦儒家文学观的公然背离。朱熹作为一代名儒，作为一位十分自觉的儒家哲理文学观的倡导者，不会对《诗大序》不合古道的这一做法视而不见，因而有意删除，重新恢复“诗言志”的古意，这也是朱熹作为理学大师的高明之处。而这一点，却为后代学者所忽略，这又是后人不如前贤之处。明白了这一点，朱熹的观点就变得十分易于理解了。他几乎已将诗的质量与其所表现的道（志）的程度联系起来，认为诗在本质上便是道的最高境界的体现。他的思路和逻辑，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艾略特的观点，何其相似乃尔！请看下述要点对比：

　　艾略特

　　朱熹

　　A. 最真之哲学即最伟大诗人之诗的最好的素材；

　　A. 诗者，志之所至。（诗是最高哲理的表现）

　　B. 诗的质量必须由诗中表现的哲学的程度来评定；

　　B. 诗之工拙，亦视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即表现哲理的程度来评定）

　　C. 诗人的地位也要由他表达哲学的高下来评定；

　　C. “德足以求其志，必出于高明纯一之地”的人，才是可以称之为“古之君子”的伟大诗人。

　　古今中西两位诗人这样统一的哲理的文学观，真是罕见的，它是偶然的相通，还是必然的反映呢？这多么值得现代人思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