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身上，一切都发生得那样自然。生活不是长辫子，可以一刀剪掉；也不是数学教师资格考试，可以没命地逃开。生活是母亲被贫穷吞噬的心灵，是大哥魔鬼一般的暴虐和卑鄙，是小哥哥一生的矛盾和恐惧。逃课，和中国人恋爱，回国，写书都无法逃避这片阴影。她只能等待，一次次绝望的努力在中途就被告知无用时，她只能等待。等到他无力的爱情表白，等到母亲、大哥和小哥哥一个个离开，她才能提起笔来，蘸着双鬓的灰白和皱纹中满盛的岁月的陈酿，来为自己应该留下照片的形象作一个冗长的补记。

　　等待，是一个终结，也是一个开始。很多时候它并不意味着消极与软弱，人在失败之后、努力之前都需要保存、积蓄力量，等待就是这一过程的外在表现。在《情人》里，“我”怅然地徘徊在轮渡的甲板上，中国人和“我”全家在舞厅中沉默，一对情人在分别之际对于彼此肉体的无欲和无力，母亲在古堡里脾气

　　乖戾地消磨最后的时光，都是一个个等待的形式。人人都在无意中深沉地考虑着未来事情的发展，或长或短的等待往往成为决定性的转折点。在等待宁静的表象下，人的意识最不受干扰，按照本能行事一般是最准确的。可就是这种本能使人和人的想法极端个体化，在生活中激烈地摩擦碰撞，酿成遗憾甚至悲剧。所有的准确，并不意味着整体的准确，结合在一起，也许就是《情人》中所谓的“不伦之恋”抑或其它。但是从古到今，无数人追求这种本能，不惜任何代价。或许真的如基督教教义所言：人是有“原罪”的，只能在不断的自我磨砺中等待“最后审判”。

　　法兰西是一个浪漫而坚韧的民族，这一点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双城记》里义胆忠肝的西德尼，《漫长的婚约》里千里寻夫的玛蒂尔德，就连《项链》里虚荣的小女人，也能不哭不闹敢作敢当地挑起偿还巨额债务的重担。一切都是等待，等待时机成熟，等待真相浮出水面，等待日积月累导致质的飞跃……法国的民族精神在其中闪烁出人性的光辉。玛格丽特·杜拉斯曾在法属越南殖民地生活过，《情人》即带有自传性质。我可以想象，目睹贫穷泯灭了人性与亲情，目睹白人和黄种人必须遵循的荒谬矛盾的等级制度会给一个少女造成怎样的心理创伤。伤痛在她的作品中无处不在，但是经过岁月的洗练，已经像大河的波光一样没有棱角却有夺目的震撼力。这就是杜拉斯作品的魅力所在。　　出走未遂两年之后，我在大学的读书俱乐部中再次看到了《情人》。这次完全不同；我挤在书店的小板凳上，感到秋风从我牛仔裤的缝隙中悄无声息地穿过。不再有好心的朋友提供庇护，我要学会自己面对生活。

　　翻过最后一页，目光重新回到封面那个红发女孩头像上。十五岁的迷茫与早熟，一如当年。而我，已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