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张爱玲文学遗产的执行人，宋以朗认为，自己有责任“向公众交代一些不为人知的事实，让文学史家能根据更准确的资料对张爱玲和宋淇做出公允的评价。”

　　他透露，尚未出版的张爱玲遗作，已经没有长篇小说了，短篇小说也没有。有一篇她1960年代在美国大学发表的演讲，他觉得应该找学术期刊出版。另外他家里张爱玲的书信有90万字，其中和宋淇夫妇通信的部分超过60万字。这些都没有出版时间表，打算什么时候整理好再出版。

对话

　　宋以朗：张爱玲不会有什么真的朋友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这本书是在你口述的基础上，记者参与整理的。想请问你觉得用这样一种形式来还原历史，优点和困难在哪里?

　　宋以朗：这本书也不全部都是口述。前面的部分，记者会给我一个功课，比如这次谈宋春舫，我就开始做功课看资料，可以跟她说些什么。本来他们的计划是20期，结果做了42期。因为我会找出很多东西，那些东西非常有趣，故事都是我告诉她的。到后面有些东西我不太知道，实在是没有办法做口述史，只能参考一些资料，当我做好功课之后已经是一篇文章了，我就直接把文章交给她。

　　南都：做口述史的时候，是不是会碰到真假混杂的情况?

　　宋以朗：我是有些遗憾，有些事为什么当年不问清楚呢?结果变成这样。今天是找不同的人，可是他们说出来也不一样。如果你对家庭历史有兴趣，应该早点找前辈问清楚。我这本书2013年在报纸登完，后来也有修改。也是有人告诉我，比如有一天姐姐给了我一张很大的纸，上面是我爸爸当年和她说的家里的事。我去研究每一个名字是谁，结果里面的东西有些跟我回忆的不对。我更相信那张纸，因为是我爸爸写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