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没有看见港台记者。我想他们一定被坚固地封锁在外面了。国内记者好像也没有。我小心翼翼接近了钱钟书的主治医生李大夫。她四年中一直为他治病，刚才一直搀扶着杨绛。

　　我说：“听说您是钱先生的医生。”

　　她说：“是。但我今天是以钱先生的朋友的身份来的。”又反问我是做什么的。

　　我说我是新华社的。她脸色微变，径直走到一个剃着平头的彪形大汉面前，说：“他是记者。”那人也不客气，连搡带推把我拽到灵堂外面。

　　他审视着我说：“你来干什么?”

　　我说：“我是新华社记者，我来采访的。”

　　他严厉地说：“什么记者也不行。你们也不真知趣，也不看看是什么场合。

　　今天不让采访。你马上走!”

　　说着堵在门口。又上来另一个人往外推我。

　　这时，我看见社科院办公厅主任崔智友。我忙打招呼。他才来解了围。

　　但采访杨绛的企图却完全落空了，甚至都不让接近她。我只能把看到的一切，牢牢记录在脑海里。

　　近年来，包括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在内的多家新闻媒体曾试图采访钱钟书和杨绛，但都被拒绝了。

　　火化还要等一会儿。现场很感人。杨绛两次从座位上起来，扶着棺沿细细打量丈夫。神态和身体语言都耐人寻味。

　　杨绛的坚强留给在场的人很深的印象。钱钟书和杨绛惟一的女儿去年也去世了。

　　还有胡绳，他和杨绛默默坐在一起，两个显得十分衰老的人，无言地让人们拍照。这些，都是比谈话更感人的细节。但因为稿件容量有限，很多都没有能写进去。

　　在报道中，我没有提胡绳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官衔，只提了他是“另一位学术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