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只跟钱钟书的一位“学生的学生”聊了一小会。她也很烦记者的样子。这些人都继承了钱先生的品行，不愿与媒体打交道，并以沉默来维护钱先生最

　　后的片刻安静。

　　火化时，大家都到了炉边。这时，胡绳、白克明、王忍之等都走了。工人先把放在钱钟书头边的几张发票一样的单子拿起来看了看，大概是确认一下。然后把棺椁停在一边，先打开炉道，从里面拉出前面刚烧过的一具尸体，把骨灰铲进一个筐里，然后叫大家退后，他则用一块白布使劲扑打尸床上的余灰。灰很大，一些人咳嗽起来，并开始抱怨。我注意观察杨绛，发现她没有表情，也未捂口鼻，定定地看着工人干活。有人一直扶着她。

　　然后轮到钱钟书了。炉门关上时，我真切地感到了两个世界的分界线。

　　杨绛没有看火化炉。她站着不动。有人要让她坐下，她坚决不坐。

　　有人要她离开，说车准备好了。她说：“不，我要再站两分钟。”她没有掉一滴眼泪。

　　争取发稿

　　杨绛和亲属离开后，崔智友过来对我说：“我跟你商量一下，今天不要发稿了。杨先生也不同意。”

　　我一听急了，不发稿我也不同意埃我说：“必须得发。否则，就没有人记录钱先生这最后的时刻了。”交涉了好一会儿，他最后才答应让我写一个“简单的消息”。

　　在回去的路上，我有意与钱先生的女婿杨伟成先生、夏衍之女沈宁女士、社科院外文所的薛先生同乘一辆车。路上，他们刚开始也不同意采访，说遗嘱都说好了，不希望渲染，他们不能“承担责任”。我便说我是惟一的记者，报道钱先生这最后的时刻，是新华社记者的任务和职责。

　　我说：“有千千万万人在关心钱先生。我们尊重钱先生淡泊不争、不求名利的品格，但毕竟，钱钟书这个名字已属于全社会。他是虚怀无私的人。为什么不可以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