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忍之谈到了他来社科院四年中，与钱钟书的交往和印象。他说他自己没有水平评价钱先生的学术，但钱钟书的确是一个淡泊、亲切、不求名利的人。他还谈到了钱钟书的一些情况，钱先生住院有四年了，一个星期前才出现病危。

　　王忍之不是以社科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的身份来的。他说，他是以钱先生朋友的身份来的。惟其如此，杨绛才同意了。

　　我更感到，我能来，的确不容易。后来听说，钱钟书逝世后，社科院接到40多家新闻单位要求采访的电话，新闻发言人的回答一律是“没有消息”。

　　王忍之说话时，我没有记笔记，而是把一切记在脑子里。一边谈，我一边注意前面的灵车。能看见司机后面杨绛的背影，坐得很端正。她始终没有回头看躺在身后的钱钟书。

　　一路上，车子也跟任何一辆普通车一样，遇到红灯就停下来等待，车速只比其他车稍慢一点，没有市民注意这辆车。

　　我们后面，跟着港台记者的一辆车。在北京医院，他们虽然没能进去，但在马路对面，用长焦镜头对现场作了拍摄。李铁映来，杨绛来，王忍之来，他们都看在眼里。

　　看着他们的车，我心里想，作为新华社记者，一定要把今天的新闻报道出去，并且报道好。

　　采访受阻

　　车子开了40分钟，到八宝山。火化的事情没有对钱钟书的同学、朋友、学生发任何通知。来送行的，除了亲属，其他人大都是打听到消息后自发来的。这中间有人民**的方成，也是要事先“禀报”，通过传话，才“放”进灵堂来的。

　　钱钟书的遗嘱说，只希望二三亲属送行。不过，在场的还是超过了20人。到八宝山来的，还有胡绳，中宣部副部长白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