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才小心谨慎地讲了一些钱钟书逝世前后的事情，以及对他的评价。尤其是转述了杨绛的一些话。他们其实也希望钱先生的做人和治学风格能影响到整个社会。但他们说，消息越短越好，并且千万不要提到他们。

　　但这些对于今天的报道来说，已经足够了。我回去后，赶快写了一篇国内消息一篇对外消息，并送审。杨绛一定要看。据说是做了很多说服工作，她才同意报道。另外，我还写了一篇特写稿对海外播发了。

　　我决定在钱钟书火化的报道中，不发一句议论，全用白描。这倒并不是出于一定要把行文风格与钱钟书后事从简的实际相配合。我只是一个冷静、客观、注重细节与活生生的现场的表述者，希望今天的人、以后的人、每一个，都能从我的新闻中看到他们想要知道的关于钱先生的东西。让时间和读者去诠释吧。

　　第二天，几乎所有报纸都采用了我写的消息。崔智友后来对我说：“你成了目睹这一历史时刻的惟一的记者。”但我却感触良多，也有许多遗憾。如果不是竭力争取，这篇新闻可能就发不出来了。长期从事新华社对外报道养成的一种敬业心和新闻敏感，使我在参加钱钟书遗体告别仪式时自始自终强烈地意识到，我必须成为这一历史事件的忠实记录者。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我不能让历史在我的笔端留下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