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最让您感到遗憾的事情是什么?

　　答：最大的遗憾是，每当我在国外进行极其艰难的历险，或发表相当重要的演讲的时候，国内总有几个文人在媒体上造谣生事，而很多自称“知识分子良心”的文化传媒总是跟着这几个人胡言乱语，使得国内很多读者将信将疑，完全掩盖了我正在做的大事。等到我回国后终于把谣言一一戳破，那些文化传媒却又不做反应了。它们为了“刺激读者眼球”，似乎永远站在危言耸听的造谣者一边，这有点幽默。

　　最有趣的例子是，有一个文人指责我的书上有100多个“差错”，全国有152家报刊报道;很快复旦大学文史研究所所长章培恒教授出来对他一一进行驳斥，认为完全是一场可笑的文化诬陷，全国报纸就不感兴趣了，只有一家报纸刊登，152比1。那个人不甘心，为了消除章培恒教授发言的影响，伪称我在一本书上曾经“抄袭”过章培恒教授的一段论文，全国很多报刊又报道了。章培恒教授立即撰文《余秋雨先生何曾抄袭我》，全国只有一家杂志刊登。

　　这个现象，实在太奇怪了，

　　全世界绝无仅有。但是按照我的温和性格，我只能说是“遗憾”。

　　问：您的作品为什么一直拥有那么多读者?您自己如何评价?

　　答：这个问题我自己不好回答。白先勇先生为此专门在台湾发表过一个演讲，论述我的作品在世界华人圈内长期受欢迎的原因，是“触及了中国文化的DNA”。他的演讲对我的一系列评价都太高，我愧不敢当，但是有关“文化基因”的思路肯定是对的，我在写《文化苦旅》之初就这么想的。

　　问：在一个官本位思想还很严重的社会里，您在十几年前就毅然辞去了不低的官职，这很令人意外。请问，您当时是怎么想的，又是怎么辞职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