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当时辞职确实很艰难，因为没有先例。我在20多年前就被选拔为厅级干部，直到我辞职，还是全国高校中最年轻的正职负责人。当时的中央组织部、国家文化部和上海市委得知我要辞职，都坚决不同意，因此我整整辞了23次。我是在上级要想大大提拔我的一次谈话后决定辞职的，谈话的地点是北京大雅宝的空军招待所，一位负责人要我在3个很高的职务中挑选。我选择了全部放弃，原因是，我已感觉到中国经济发展的乐观前途，以及文化心态的严重滞后，我应该以一个纯粹的文化人(而不是文化官员)的身份来投身创造。文化，只能靠作品发言。

　　22次辞职都不批准，我后来听进了一位文化部的顶头上司说的一句话：“没有任何可能，除非你确实生了大病。”这句话启发我与医务室联手，大大夸张了我的一点小病。正巧，当时有两位优秀的年轻数学家因为行政工作太忙而不幸逝世，中央发文要求不能再让中青年专家被行政事务压垮，我辞职的事也露出了一丝曙光。在这里，我至今仍要感谢最后终于批准我辞职的朱基、吴邦国、陈至立、高占祥等领导，还要感谢为我的辞职帮我一次次敲边鼓的汪道涵先生。

　　问：如果让您重新选择，您还会选择这一生走过的路吗?

　　答：也许会。当然不必选择家破人亡的灾难了，但我还要选择在困境中的历练，在行政工作中的负责，然后，以丰富的人生经验投身文化。因为只有文化，才能使我在心灵上与广大同胞深层沟通，使我单薄的生命变得厚实。人来到世间一次很不容易，能以自己的文笔与万千苍生同悲欢，是一种福份。但是，和这一辈子一样，我虽然选择了文化，却不会选择“文化界”。因为我心中的文化与那种“界内互窥”无关。我在辞职时就说过：面对文化，背对文坛。如果重新选择，还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