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了每次被批斗时的应答，留下了这些底稿，而我在那么多年后才看到，立即产生了巨大的羞愧。我在灾难期间为了表现出与当权的造反派誓不两立的坚定态度，居然完全没有为家人的衣食去求过他们。我没有被关押，如果申请，应该比爸爸方便得多，但我却没有尽到起码的责任。

　　问：对您一生成就有影响的事情有哪些?

　　答：有以下6件――

　　(1)在19岁时遇到“文革”，家破人亡，让我有机会学习如何以一个男子汉的坚毅态度来面对灾难;

　　(2)林彪事件后，周恩来总理艰难地领导教育文化的重建工作，我与其他教师一起参与其间，懂得了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中，也必须坚持教育文化的薪火相传，而且事实证明是有可能的;

　　(3)“文革”结束后不久，我被选拔为高校的行政领导，学习了如何为家庭和朋友之外的陌生人承担责任;

　　(4)在看似“官运亨通、仕途畅达”的时候辞去正厅级的官职而回到无职无权的文人本位，体验了一个当代中国人为了避免被权力异化，要承受多大的艰难和风险;

　　(5)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而文化却被严重误读的时候，下决心通过散文形态、传媒渠道来传播中华文化的尊严和缺憾，感受到了其间无数的辛劳和麻烦;

　　(6)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冒着生命危险考察人类其他文明遗迹数万公里，终于知道了自己真正的文化归属和文化使命。

　　问：经历了那么丰富的生命历程，您现在主要在做什么?

　　答：我历险的考察日记明确指出了目前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在哪里，恐怖主义的形态是什么，引起了国际社会关注，又被两年后的“9・11事件”所证实，这使我产生了信心。这些年来，我主要在向国际社会讲述中华文明。我在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马里兰大学和华盛顿国会图书馆的相关演讲，都受到当地听众的热情欢迎。2004年我还参加了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的讨论并发表演讲;2005年我在日本东京召开的“联合国世界文明论坛”上发表演讲，系统地从文化的角度反驳了“中国威胁论”(演讲题为《利玛窦的答案》)，引起极大反响。此外，我还在台湾各大城市发表了巡回演讲，每场的听众都多达三四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