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作家下笔就得“载道”，不是自己的道，而是当道的道，固然是太：硬’了。反之，怂恿作家笔端常带“纯情”，到了脱离言志之境，又未免太“软”了.一位真正的散文家，必须兼有心肠与头脑，笔下才有兼磁感性与知性，才能‘软硬兼施”。唐宋号称八大文家，而后世尤崇韩、柳、欧、苏。其中道理，当有专家深入分析。若以知、感兼擅为多才的标准，来权衡八大，则苏洵与曾巩质胜于文，几无美文可言。苏辙最敬爱兄长，也确有几篇传世的感性美文，亦能诗，堪称多才。剩下一个王安石，能文之外，兼擅诗词，当然称得上多才。不过就文论文，他笔下的感性固然胜于老苏与曾巩，但比之四大，却也较为质胜于文。拿《游褒禅山记》跟《石钟山记》来比，两篇都是游记，也都借题发挥，议论纵横而达于结论。然而借以发挥的那个“题”本身，亦即游山的感性部份，则苏轼的文章感性强烈，如临其境，显得后文的议论真是有感而发，王安石的文章却感性平淡，未能深入其境，乃显得后文的议论滔滔有点无端而发。总而言之，苏文的感性与知性融洽，相得益彰，王文的感性嫌弱，衬不起知性。

　　因此我不禁要说，同样是散文家，甚至散文大家，也有专才与通才之分。专才或偏于知性，或偏于感性，唯有通才始能兼擅。以此来衡量才之宽窄，不失为一种可*的标准。例如苏轼，在论人的文章里，其知性与抒情的成份尚有浓淡之分：《晁错论》几乎不抒情，至于《范增论，、《贾谊论》、《留侯论》，则抒情成份一篇浓于一篇.《方山于传9又别开生面，把抒情寓于叙事而非议论。至于(喜雨亭记》、《凌虚台记》、《超然台记》、(放鹤亭记》、《石钟山记)等五记，却又在抒情文中带出议论，其间情、理的成份虽各不同，但感性与知性的交织则一。更多姿的该是赤壁二赋，两篇都是抒情文，但是前赋在饱满的抒情之中，借水月之喻来说理，兼有知性，后赋却纵情于叙事与写景，纯是感性。苏轼兼为诗宗词豪，姑且不论，即以散文一道而言，其才之宽，亦不愧“苏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