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终于没能写成他的《杨贵妃》是令人遗憾的。但要说这后果完全缘于那次西安之行，却未必得其真实;换言之，即使鲁迅没有在西安受挫的经历，这部小说或剧本恐怕也不可能写成。杨贵妃的文学故事包含了各种华丽的因素：宫廷风情、帝王生活、权力斗争、突发兵变，以及美貌、恋情和悲惨的死亡，极富浪漫气息，不管鲁迅看待它的眼光如何较前人为尖锐，上述基本特质是不可能清除掉的。而在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国势的贫弱、艰困、暗昧，足以阻止任何感受敏锐的人进入到那种华丽和浪漫的故事氛围中去。鲁迅说西安“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别处又何尝能见到“唐朝的天空”呢?盛唐一直是中国人的旧梦，然而对于那个年代的中国人，尤其对于鲁迅这样具有诗性敏感的思想者来说，这个梦已经不再有在文学中存活的能力。西安之行只不过使必然的结局更早显现而已。

　　说起鲁迅人们容易想到他的强烈的反传统立场，其实他对“传统”是有区别和选择的。他所不喜的，主要是宋以后文化的保守气息，说“宋的文艺，现在似的国粹气味就熏人。然而辽金元陆续进来了，这消息很耐寻味”，对明、清高度强化的专制所造成的普遍性的人格奴化现象，更是格外憎厌;而论及汉唐“豁达闳大之风”，鲁迅则多有称美，并曾具体地说到：“唐代的文化观念，很可以做我们现代的参考，那时我们的祖先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力;同时对于别系的文化抱有极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决不轻易的崇拜或轻易的唾弃。”不是说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评价我们必须一律遵从鲁迅，但他取舍的准则确实值得我们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