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是附在译诗之前的那段说明文字颇有波氏气味，为了形容《恶之花》的诗风，徐志摩用了一连串的比喻： “(波特莱尔)诗的音调与色彩像是夕阳余烬里反射出来的青芒——辽远的，惨淡的，往下沉的。他不是夜鹗，更不是云雀;他的像是一只受伤的子规鲜血呕尽后的余音，他的栖息处却不是青林，更不是幽谷;他像是寄居在希腊古淫后克利内姆推司德拉坼裂的墓窟里，坟边长着一株尖刺青蒲，从这叶罅里他望见梅圣里古狮子门上的落照，他又像是赤带上的一种毒草，长条的叶瓣像鳄鱼的尾巴，大朵的花像满开着的绸伞，他的臭味是奇毒的，但也是奇香的，你便让他醉死了也忘不了他那异味。”从这里，我们不是很容易嗅出“恶之花”的那种病态的诡异吗?

　　在自己的理想主义到处碰壁之后，徐志摩较多地翻译哈代的诗作，先后翻译了20多首，是他译得最多的外国诗人。他所擅长的利落、冷峭的口语，正好适合哈代的阴郁诗风，形式上他也逐渐能够自控，比较符合哈代的诗歌形式。不过，哈代诗作中的一些巧妙之处，他就无法对付了。

　　现在来看徐志摩的翻译，并非他的翻译如何不朽，或者在理论见识上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建树。不过，他指出了汉字“形似单音”的特点，倡导在活的白话中(而非简单地按字数)把握语言内在节奏和韵律，寻找音乐的规律性，则为中国新诗翻译的音律探索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在新诗创作上，他广泛借鉴英美诗歌，不断尝试各种格律和诗体，先后试验了包括十四行、歌谣、无韵四行等体式，并采用抑扬格、抑抑扬格和民歌等节奏方式，运用了格式独特的纤细新颖的韵律，创立了新式对偶句，以重读单音词奏效，并则引进了招人惹目的英国风格，同时自然地将古汉语的词汇与口语中的粗字俗语结合，极大地丰富了汉语新诗语言。所有这些翻译和创作实践，本身就是中国现代诗歌翻译史上的一道有趣的历史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