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浪漫主义的接受是显而易见的，歌德、雪莱、拜伦、济慈、勃郎宁夫妇都是他钟情的对象。他常以雪莱和拜伦自喻，大部分诗作也摆明了对浪漫主义的倾情。从他的诗作《黄鹂》与《杜鹃》，可以很方便地看出雪莱《致云雀》和济慈《夜莺歌》影响;他用英国浪漫派诗人布莱克的诗题做自己诗集的名字(《猛虎集》);他翻译过的惠特曼自由体长诗《自己的歌》的片段，属于他比较好的译诗，因为他爱用排比、堆砌的句法，这正好保持了原诗的气势和节奏，颇有一种本色出演的味道;他在诗集里兼收译诗做法，也是19世纪英国浪漫派诗人的传统;而他本人的浪漫爱情故事，更为赢得了风流诗人的雅号。

　　同时，徐志摩对欧洲浪漫主义余绪的唯美主义思潮也有很深的浸染。他翻译过罗塞蒂兄妹、史文朋、西蒙斯等人的诗作，而后来与闻一多一起创办的《新月》杂志，从刊物的立意到版式，都有英国唯美主义期刊《黄面志》(The Yellow Book)的影子，那些深受唯美主义影响的中国作家如郁达夫、闻一多、邵洵美等，又恰恰都是他的气味相投的好友，而他的诗文所体现的艳丽的色彩、华美的辞藻和精妙的音韵旋律，都带有唯美主义的色彩。这些似乎已经成为对徐志摩诗文风格的一个公认的标识。

　　对于当时的一些西方现代派先锋文学，徐志摩也有广泛的涉猎。他早就读过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早就关注代表“二十世纪的新感性”的普鲁斯特，后来又模仿T·S爱略特写诗——就是学不像。他甚至翻译波特莱尔的《死尸》片段——不过译出来的东西还是不像，从发表的译作看，他不仅没有完全理解波氏的诗学诗艺，也驾驭不了原作的体式，勉强凑音则不合原式，逐行移植又没有原诗那么整齐，也丧失了原诗的严肃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