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诗人在创作这些想象中家乡的诗歌时，她也有一种淡淡的无奈和忧愁。在她的散文《有一首歌》里她喟叹道“我有一个美丽的蒙文名字，可是却从来没有机会用它。我会说国语、广东话、英文和法文，我可以很流利地说、写、甚至唱，可是我却不能用蒙古话唱完一首歌。我熟读很多国家的历史，我走过很多国家的城市，我甚至去了印度和尼泊尔，可是我却从来没有见过我的故乡”

　　所以1989年的蒙古之行，是席慕蓉创作的分水岭，之前她活在父母的乡愁里，而后她活在自己的乡愁里。她曾依据父母、外婆的叙述，写了一些怀乡的文字，不料，席慕蓉的一位朋友却心直口快地浇了她一头冷水，对她说“无论如何，你写的只是二手经验。”这句话令她无言以对。而在她的诗歌中，她写自己成为了一个牧羊女，而她的母亲则很直接的就告诉她，真正的在草原，她是不可能去牧羊的。“当她真正坐上返乡的火车，亲眼看到熟悉的站名一一跃入眼帘时，她所想到的，却是更多父母当年告诉她的事情。比如经过宣化，她想到的是母亲说的，宣化的葡萄最好吃;车过张家口，她想到外祖父与伯父曾在这里办过蒙文的编译馆，规模之大足有半条街。当她来到母亲的家乡，想要寻找母亲口中整个森林都是香的，走也走不完的松漠树海，却发现这里连一棵松树都没有留下时，会如此震惊莫名，原来维持了数千年的郁郁苍林，只要数十年就可以毁於一旦，就如同文革时汉人用粗暴一元的价值观，就可以轻易毁弃蒙古人的文化传统一般。”

　　她深刻地感受到想象中的故乡与真实故乡之间的巨大差别，也感受到汉蒙两个民族之间存在着的隔阂，也是她萌发了向汉族同胞介绍真实的内蒙古的愿望，希望在两个民族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持着这种责任感和对于自己族群文化了解、深入、追溯的渴望，1989年后席慕容由单纯的书写乡愁转化为文化上的探寻和反思。《大雁之歌》中她写道“土地不在了，天空还在，躯体不在了，灵魂还在，历史不在了，记忆还在”这是怎样的一种悲壮、破碎的精神挣扎，在最后一句，她写道“背负着忧愁的大雁啊你要飞向哪里?”对于大雁方向的寻找，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个人思乡之情了。大雁一直被视为是蒙古族的一种圣物，是她们图腾的象征，而如今大雁背负着忧愁，不知该何去何从，这是对于民族文化一种担忧和恐惧。那么在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席慕容都在通过不停的寻找和探索，来回答自己之前对于民族文化的忧虑。《追寻梦土》和《蒙文课》中，可以看到席慕容对于族群文化的介绍涉及方方面面，宗教、民俗、生活习惯、文化典籍等，试图让读者对于蒙古高原建立起较为全面的认知。在《苍穹腾格里——敖包文化》、《星祭》中，席慕容介绍了蒙古族的宗教信仰萨满教;《胡马胡马》、《版权所有》、《嘉丝勒》描绘了内蒙古族人的日常生活习俗;《远处的星光》、《口传的经典》、《冬天的长夜》等介绍了蒙古诗人的作品、蒙古史诗和蒙古长调等;《三月二十日》等介绍了蒙古族人的祭典……对族群文化的呈现，席慕容不仅仅停留在单纯的介绍，而是力图在书写中凸现蒙古族人的精神质素，让读者感受到她们丰富的心灵世界。经过这些探寻之后，席慕容的对于民族文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在《源——致哈斯》中，她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抚慰了蒙族青年在成长中遭遇到异族误解的寂寞无助，但是“我终于回到了自己的族群之间”“这里原来就是我真正的来处，是我生命最最初始的根源”不管如何，我们最终都会找到自己的归属，“请你相信我，就算有一天，你也许会忘记了内蒙古的历史，你也许会忘记了蒙族的语言，但是，哈斯，你绝不会忘记自己的来处;“‘血源’不是一种可以任你随意抛弃和忘记的东西，也没有任何人可以从你的心里把她摘取下来。”对于蒙古族青年对民族文化濒临危机的一种担忧，席慕容也给予了抚慰。对於蒙古人的命运以及在地表上已经消失的父母亲记忆中美好的一切，席慕蓉充满理解与同情，但她现在已逐渐可以放下过去所感觉的委屈了。而这个时候，席慕容对于乡愁的书写，也达到了自己的最高点，无论是在情思上还是哲思上，这个时候的她不在只是会用华丽的语言来充斥诗歌的诗人，更多的是将自己作为中华儿女，蒙古族人这双重身份融进诗歌创作当中，使其乡愁具有了别人所没有的的双重乡愁的涵义，将自己的诗歌提升到了另一个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