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作品是《秧歌》，这个作家是人人皆知的张爱玲。

　　1952年底张爱玲离开了中国。据说她参加了1950年的上海第一届文代会，她穿着简单的花旗袍，安静地坐在后边。我能想象得到她是怎样与那种轰轰烈烈的世界格格不入。窗外走过秧歌队:“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锣鼓喧天，她在窗里坐着，感到真正的荒凉――那不再是她熟悉的人挣扎不出命运的荒凉，而是人变成疯狂的荒凉。这种全民的幸福荒谬到荒凉的地步。这个本来以为自己与政治无关的作家，意识到这种幸福的政治将迫使她幸福。她感到无法呼吸。她本来想适应的，她写了《小艾》来适应。她也适应得不错。她天天读报纸，她想理解这个新社会。然而，就在什么时候，她看透了。她看透了明朗的天之外的东西。所以她就在32岁的年龄以继续求学为名离开了上海。我想象得出来她拿着简单的手提箱，手提箱里是将来她在《对照记》里面发表的照片。里面是她的全部的过去。她一个人走向码头，可能她的姑姑会送她吧，可能姑姑还会不相信她说的更大的灾难就要到来。她是救不了别人了，她只能救自己。只能救自己。她站在船上，船要离开上海。她知道这一离开就是不再回头的了。她回过头来，回过身来，隐隐的她听见上海街道的锣鼓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那个时候，那些留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包括“往事并不如烟”里面的所有的贵族，还沉浸在成为当权者的幸福之中，渴望一展宏图呢。张爱玲悄悄地走了，带着她照片上有的那种莫名的几乎是悲伤的微笑。她看透了，看透了那个勇敢新世界。

　　她是否看过这些小说：《1984》、《勇敢的新世界》、《动物庄园》?我相信她是看过的。《秧歌》是用英文写作的。读者是西方。出版于1955年。当她写作《秧歌》的时候，她是不是在与这些作品对话?是不是在与这些反极权主义的作家对话?我相信是的。

　　所以阅读这部小说要把它放到一个西方政治小说的传统中去。从这个角度看，《秧歌》是一个伟大的成就，是人类文学史上的一个新的出色的政治小说。是中国作家对世界文学的卓越贡献。《秧歌》是一部从新的角度写作的政治小说。如果说反乌托邦的小说诸如《1984》《动物庄园》《勇敢的新世界》本身也是某种乌托邦――他们写的都是未来时，《秧歌》写的是刚刚发生的过去。《秧歌》用现实做题材，考察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从多重角度揭露极权制度――正在中国形成的极权制度的残酷、野蛮、荒谬和在这种极权制度下生活的荒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