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在冷酷的历史与现实之中，他捡拾起被人遗忘或被专制统治者践踏的仁爱、善良的人性种子，拂去蒙尘，育出一株株小苗，再用心血勤勤浇灌。他知道还会有风有雨，甚至风暴冰雹，但是他坚信，这些小苗，肯定能够长成大树的。只有具备了这种树木生长的环境，只有这种树木连成海洋般的森林，人间才有味道，中国才有希望。

　　这就是汪曾祺——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他坦言：“我的人道主义不带任何理论色彩，很朴素，就是对人的关心，对人尊重和欣赏。”(《我是一个中国人》)

　　汪曾祺心里头有神不?有。他全身心地敬这个神、爱这个神。这个神不是天上玉皇、海中龙王，而是上面说的那位人性女神。这人性之神，善是当然的了，还有一面那就是美。面对龌龊和险恶，面对无助和绝望，面对苦难与死亡，汪曾祺总是乐此不疲地告诉人们：瞧瞧她，瞧瞧她吧，瞧瞧这位美的女神，她就在你的身边，她就在我们的心里。

　　“飞起来露出桃红色的翅膜，格格格地响”的，是绿蚱蜢;“不紧不慢，汤汤洄洄，似若有所依恋”的，是伊犁河;“对有才华的青年，常常在各种场合称道，‘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的是老舍;“他们为人一定很好，很厚道。他们还一定不贪权势，甘于淡泊。夫妻间一定不会为柴米油盐、儿女婚嫁而吵嘴”的，是一对童心未泯的摘枸杞的老人;而为丈夫前妇的小男孩儿买下好多东西，又用勾针给其勾一顶大红毛线帽子、有着“一颗很善良，很美的心”的，一定是那个爱上个放蜂人的四川女人了。

　　人性的恢复，我们还要走相当长的一段路。我们欠账太多。不要说去发现、欣赏人性之美，我们甚至还在以人性之丑之恶为美，而把真正人性之美的花蕾踩入烂泥中，或扼杀在心灵的萌发时。我们总是强调整体而忽略了细胞，甚至不惜窒息、扭曲一个个细胞的活泼的生命，来换取整体暂时的平衡和稳定。其实，整体的健康与活力，全仗着细胞的健康与活力，一旦细胞出现了无可逆转的癌变，等待着整个肌体的，只能是完结。汪曾祺先生自从将美育的担子挑在肩上，就再也没有松闲过。他说“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他认为美育“是医治民族创伤，提高青年品德的一个很重要的措施。我们的青年应该生活得更充实，更优美，更高尚。我甚至相信，一个真正能欣赏齐白石和柴可夫斯基的青年，不大会成为一个打砸抢分子”(《关于〈受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