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让我感动的，还是他那以与普通人为伍为荣，与普通人息息相通的平民知识分子的本色。封建士大夫简直是和他南辕北辙，更遑论“最后一个”。

　　1986年，离家四十七年、已经六十六岁的汪曾祺回家了。回家的汪曾祺没有忘记自己上幼稚园时的王老师，去看她，带着北京的果脯，更带着专门为老师写的一幅字：“‘小羊儿乖乖/把门儿开开’/歌声犹在，耳畔徘徊/念平生美育/从此培栽/我今亦老矣/白髭盈腮/但师恩母爱/岂能忘怀/愿吾师康健/长寿无灾。”“师恩母爱”，在汪曾祺心中已成不涸的圣水。就是这首诗，让王老师哭了一个晚上，也为老师寂寞的晚年，平添了温馨的暖色。

　　他还会对因“偷人”而被丈夫用劈柴打得很重的卖烧饼的女人“充满了敬意”;那个背着扬琴、点着麻秆、踽踽而行的盲老人，又会令他“常常想：他今天能吃饱吗?”难怪他要呼吁引进美国盲人的夜光麻秆，好让人在黑夜里为盲人让路;从小声说话、低头走路的画工管又萍，他体察到了从来不署名的画像画工的辛酸;至于发生于旧社会的、挑夫的女儿巧云和小锡匠十一子的“自由恋爱”，冒死从潭中捞起女尸、却将挣来的十块钱全给了人治病的“陈泥鳅”，他更是给以倾心的赞颂。

　　别说人了，就是动物草木，也能牵动起他的情感。1980年12月29日清晨，他写了《天鹅之死》，对那位伤残于“文革”工宣队的凌辱之下的芭蕾舞演员白蕤，对那只毙命于“文革”之后青年的枪口之下的白天鹅，倾注了全副的热爱，并用流血的心呼唤着人性的回归：“天鹅天鹅你在哪儿?天鹅天鹅你快回来!”以至七年之后，当他重校这篇文章的时候，仍然是“泪不能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