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自觉的艺术追求

　　徐江在《十作家批判书·汪曾祺批判——捧出来的佛爷》中这样批判道：

　　谈到这里，不禁生出题外的感慨。觉得现代中国实在是个尊老敬老的国度，宽容废话无聊文章的国度。远一些的如叶圣陶的《景泰蓝的制作》入选中学语文课本，近一些的如近年梁实秋谈吃文章的重新风行以及汪曾祺被奉之为“美食家”，俱可拿来作为现成明证。我以为叶圣老那篇著名的说明文固然可拿来作为应用文的示范，可同时是不是也从商业意义上泄漏了我们民族工艺的制作秘密，客观上扮演了文学商业间谍的角色呢?这么说不是上纲上线，只是道出笔者多年心间的一个疑问。另外，梁实秋、汪曾祺谈吃的文章，文学价值抑或烹饪学上的价值就真的那么高了?是他们对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真研究到了精髓，还是仅仅因为他们是著名的老作家，写了不咸不淡的文章，大家都来捧把子场?像《红楼梦》里的小字辈一样，哄老祖家高兴玩儿?不信，你弄个文坛新人出本儿散文集，依次弄出如下题目：《阳春面》《皮蛋粥》《狗不理包子》《西安粉汤羊血》《太原猫耳朵》《三水荷花雀》《上海咸蛋咸鱼》……出这么一厚本书，看有人称你为“文坛美食家”没有?据本人所知，中国文坛近些年来，衣冠之士是颇厌烦王朔的“玩儿”说的。但说实在的，恐怕也就是在那些口口声声大讲“文学是生命”“文学不是玩出来的”人们内心深处，玩心最重、玩性最浓

　　徐江的这番批判完全是不能成立的。谈吃的著作古已有之，不乏出色的作品。散文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的文体，天文地理、古今中外无事不可写，无事不可谈。既然山水可以写出众人击节的作品，为什么饮食就不能呢?写不出，大概是写者文笔不佳，情趣不浓。汪曾祺写饮食，一方面显示出令人赞叹的渊博知识，另一方面则寄寓了他的情致。情致是最感人的。这使他的散文成为一个文学作品，而不是单单介绍这些东西的说明书。正像汪老先生谈及他的老师沈从文时说的那样，“沈先生五十年代以后不写文学作品，改业研究文物，对服饰、陶瓷、丝绸、刺绣……都有广博的知识。他对这些文物的兴趣仍是对人的兴趣。他对这些手工艺品的赞美是对制造这些精美器物的劳动者的赞美”， [2](P250)汪先生对美食的关注是对人的关注，是对人的温爱、尊重和欣赏，“我想把生活中美好的东西、真实的东西，人的美，人的诗意告诉别人，使人们的心得到滋润，从而提高对生活的信念”。 [2](P250)作为作家，他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一个作品写完了，放在抽屉里，是作家个人的事。拿出来发表，就是一个社会现象。我认为作家的责任是给读者以喜悦，让读者感觉到活着是美的，有诗意的，生活是可欣赏的。这样他就会觉得自己也应该活得更好一些，更高尚一些，更优美一些，更有诗意一些。小说应该使人在文化素养上有所提高。小说的作用是使这个世界更诗化。[8](P181)

　　这里虽然说的是小说，但在散文的创作上，汪曾祺也是这样做的。“让读者感觉到活着是美的，有诗意的，生活是可欣赏的。这样他就会觉得自己也应该活得更好一些，更高尚一些，更优美一些，更有诗意一些。” [2](P95)这是汪曾祺创作的出发点，体现了他作为一个作家的责任感，也体现了他“蔼然仁者”的高尚道德。这也进一步体现了汪曾祺对“诗意”美学原则的追求。

　　《受戒》实现了作者“写得很健康，很美，很有诗意”的意图。关于汪曾祺另一篇代表作《大淖记事》的写作，汪老自述道，“写了《受戒》以后，我忽然想起这件事(引者注：指小说里的原型故事)，并且非要把它表现出来不可，一定要把这样一些具有特殊风貌的劳动者写出来，写得更美，更富于诗意。没有地方发表，写出来自己玩，这就是美学感情的需要”。 [3](P284)

　　《大淖记事》也讲述了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小锡匠十一子和挑夫的女儿巧云在劳动和生活中产生了爱情，但是他们的爱情并不顺利，巧云被水上保安队的刘号长看上并强暴，十一子被刘号长殴打致死，后又用尿碱救活。大淖的平静因为水上保安队的存在而有一种隐伏的不安，但是作者轻轻地将这个威胁大淖安宁的隐患抹去了，写了锡匠的游行，使水上保安队与锡匠们和解，大淖重归和平。和汪曾祺其他小说一样，《大淖记事》里也插入了大量的风情民俗描写。汪曾祺善于以一种闲聊、随意的方式结构小说，他不喜谈小说的结构，而多强调我国古代的“文气论”。

　　我以为“文气”是比“结构”更内在、更精微的概念，和内容、思想更有有机联系。这是一个很好的、很先进的概念，比许多西方现代美学的概念还要现代的概念。文气是思想的直接的形式。我希望评论家们能把“文气论”引进小说批评中来，并且用它来评论外国小说。[3](P198)

　　在另一篇文章中又说：

　　我想用另外一个概念代替“结构”——节奏。

　　中国过去讲“文气”，很有道理。什么是“文气”?我以为是内在的节奏。“血脉流通”、“气韵生动”，讲得都很好。

　　小说的结构式更精细，更复杂，更无迹可求的。

　　苏东坡说：“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说的是结构。

　　……

　　小说的结构的特点，是：随便。[3](P205)

　　汪曾祺的这一观点造成他的小说的散文化。这是他自觉的艺术追求。

　　于是在他的文章中，便明显地显示出“闲谈”的一种风格。汪曾祺爱看风俗画，也爱看讲风俗的书。无论在他的散文还是小说中，风俗始终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大淖记事》开篇近三千字，全是关于大淖这个地方的风俗画的描写。《受戒》中介绍了和尚放焰口、人们剪纸绣花的风物民情。在小说中插入大段的风情描写，淡化了小说的情节，减缓了小说叙述的节奏和速度，造成了小说的委婉抒情的叙述语气和风格，开了新时期小说散文化的先河，将小说、散文、诗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使得小说既能看出散文的信马由缰、侃侃而谈，也能看出其中诗的温婉优美、诗意盎然。

　　写风俗增加了作品的野趣和情趣。汪曾祺认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3](P219) “我对风俗有兴趣，是因为我觉得它很美”。 [3](P350)在汪曾祺看来，用饶有情致的笔触描写人民群众在劳动生活中集体创作的风俗，是能表达人民的创造智慧的，是能体现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的生活的。风俗的美，展示了人民群众劳动生活的生趣盎然，展示了生命的美和活力，这是真正的人的诗意，生活中美好的东西。

　　《大淖记事》就在这样的气氛下讲故事，娓娓道来。比起《受戒》来，《大淖记事》的情节有了一点波折，但是这波折像是平静流淌的小河遇见一截木桩，溅出了一点浪花，复又缓缓流去。作者有意将不和谐抹掉，留下一群没有机心的人们安详地生活在山清水秀景物怡人的自然中，与自然实现融合和沟通。这是一个向善的老人的人性理想，是一位蔼然仁者的智慧和期盼。他自道，“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 [2](P95)

三、结语

　　汪曾祺带着“打破小说、散文和诗的界限” [8](P173)的“野心”闯进文坛，从一开始就有自己明确的艺术追求，他的创作虽然不多，他也一直怀疑自己究竟是不是一个“作家”;但是他的独具特色的主张和创作却使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牢牢占据了一席之位，蔚然大家。

　　他早年是写诗的，爱写一些别人看不懂的诗。1987年，汪曾祺出版了《汪曾祺自选集》，这个选本除了小说散文之外，还选了少量的诗，因此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中间有一首《早春》：

　　(新绿是朦胧的，漂浮在树梢，完全不像是叶子……)

　　远树的绿色的呼吸。

　　黄裳表示“读来使人出惊”，他领悟到，“曾祺的创作，不论采用何种形式，其终极精神所寄是‘诗’。无论文体如何变换，结体的组织，语言的运用，光彩闪烁，炫人目睛，为论家视为‘士大夫’气的，都是‘诗’，是‘诗’造成的效果。”[9](P10)

　　这真是深具洞察力的见解。汪老的本质是个诗人，他深受中国传统文学的影响，写出来的东西虽非文言，但有古文和古典诗歌的精美。他不拖沓，无赘言，尚短。这是诗歌的要求。他写气氛，写意境，不注重故事的营构和情节的铺张，像废名一样用写诗的方法来写小说。他对世界对人生怀有深厚的关切的感情，要在文章里给人们传递健康、美和诗意，他是一位具有人情味和责任感的仁者，但是他又含而不露，只是温温和和地向你描述他的道德理想，温温和和地讲述，温温和和地感染你。这样的态度使他的文章成为一首节制的抒情诗，成为一首平淡悠远的抒情诗，给人愉悦，给人安慰。

【参考文献】

　　[1] 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1).

　　[2]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四)[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8).

　　[3]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三)[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8).

　　[4]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二)[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8).

　　[5]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一)[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8).

　　[6]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五)[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8).

　　[7] 朱大可等著.十作家批判书[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5).

　　[8]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六)[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8).

　　[9] 苏北.忆读汪曾祺[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4).

　　[10] 王尧.最后一个中国古典抒情诗人——再论汪曾祺散文[J].苏州大学学报，1998(2).

　　[11] 季红真. 论汪曾祺散文文体与文章学传统[J].文学评论，2007(3).

　　[12] 黄科安. 论汪曾祺散文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关系[J].江淮论坛，1998(10).

　　[13] 杨学民. 汪曾祺的散文观[J].文艺争鸣，2010(6).

　　[14] 郜元宝.汪曾祺论[J].文艺争鸣，2009(8).

　　[15] 石兴泽. 汪曾祺论[J]. 文艺争鸣，2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