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性气质与前人影响

　　汪曾祺是认为作家个人气质影响文章风格的。他在《谈风格》一文开篇就说：“一个人的风格是和他的气质有关的。布封说过：‘风格即人’。中国也有‘文如其人’的说法。人和人是不一样的。趋舍不同，静躁异趣。杜甫不能为李白的飘逸，李白也不能为杜甫的沉郁。苏东坡的词宜关西大汉执铁绰板唱‘大江东去’，柳耆卿的词宜十三四女郎持红牙板唱‘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3](P335)他自称自己是只会写“小桥流水”的人，写不出大作品的作家，他的气质决定他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因此也决定了他写的一切，都是小品。

　　追究汪曾祺的个性气质，必须从他的经历和所读的书入手。

　　汪曾祺从小受到了很好的传统教育，他出身于书香门第，他的祖父汪嘉勋中过前清拔贡，这是略高于“秀才”的一个功名，但是从那以后就废科举改学堂了，他没有能考取更高的功名。汪祖父是开基创业的人，他有相当多的田产，但是他生活却很俭省;他爱喝酒，喝了酒有时就一个人在屋里大声背唐诗。他教年幼的汪曾祺读《论语》，也教年幼的汪曾祺写初步的八股文，教他写字练书法。汪曾祺父亲是个画家，多才多艺，会刻图章，也擅长画写意花卉。他很懂音乐，会摆弄各种乐器，如琵琶、胡琴等等，都非常精通。在他的建议下，少年汪曾祺认真写过魏碑，写《张猛龙》。汪父是个随和的人，很少有发脾气，对待子女，更无封建家长高高在上的架势。他有纯真的童心，常常带着一群孩子一起玩。他领着汪曾祺等一群小孩放风筝、奔跑、做各种小艺术品，和一群小孩子唱戏。年少的汪曾祺生活得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自身气质逐渐形成。

　　汪的中小学老师也对他有很大的影响。幼稚园有位王文英老师，教小朋友们唱歌跳舞，很是宠爱小汪曾祺。一九八六年汪老回故乡，还给王老师写了一首韵文：

　　“小羊儿乖乖，

　　把门儿开开”，

　　歌声犹在，耳畔徘徊。

　　念平生美育，

　　从此培栽。

　　我今亦老矣，

　　白髭盈腮。

　　但师恩母爱，

　　岂能忘怀。

　　愿吾师康健，

　　长寿无灾。[3](P411)

　　这首诗明明白白，什么都无需再说了。

　　对于教三、四年级语文的老师周席儒，汪老说，“我记不得他教的课文了，但一直觉得他真是一个纯然儒者”，“我的毛笔字稍具功力，是周先生砸下的基础”。 [6](P418)

　　汪曾祺从小学五年级到初中三年级的国文老师一直是高北溟先生。在他手里，汪曾祺读了归有光的《项脊轩记》、《先妣事略》。

　　有几个暑假，汪还从韦子廉先生读桐城派古文。韦子廉先生是专攻桐城派的。这期间，少年汪曾祺跟着这位老师每天背一篇桐城派古文。姚鼐的、方苞的、刘大槐和戴名世的。加在一起，不下百十篇。

　　后来汪老在教诲文坛的青年作家时还谆谆劝导说，青年作家应该趁现在年轻，多背几篇古文，背几首诗词……

　　汪老后来被尊为散文大师，在谈到近二三十年来散文不发达的原因时，他指出，这可能是因为对传统重视不够。他认为，“所有的人写散文，都不得不接受中国传统。事情很糟糕，不接受民族传统，简直就写不好一篇散文”。 [2](P273)由此可知汪曾祺对传统的认同感。

　　总之汪曾祺家教极优，少年时代的教育给了他一个发展的坚实基础，在这样环境下长大的汪曾祺难免有“士大夫”气质。

　　1939年，汪曾祺南下到达昆明，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成了沈从文的学生。这年他19岁。仰慕沈先生已久矣。沈从文教授汪曾祺“各体文习作”，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开的其他一些课，汪曾祺都非常感兴趣，也全选了。在文学上，沈从文对汪曾祺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汪曾祺从沈从文那里学到了一些创作技巧。写对话，汪开始写作时喜欢把人物的对话写得很漂亮，有诗意，有哲理。沈从文批评他，你这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对于结构技巧，沈从文反复强调要贴着人物来写。从他那里学到了语言，连文白杂糅的语言也学。但汪曾祺对沈从文的推崇主要是两人气质的相近。汪把自己界定为“通俗抒情诗人”，“ 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在《沈从文的寂寞——浅谈他的散文》中，汪曾祺这样描述沈从文：“我觉得沈先生是一个热情的爱国主义者，一个不老的抒情诗人，一个顽强的不知疲倦的语言文字的工艺大师。”也把沈从文界定为“抒情诗人”。他说，“《从文自传》是一本奇特的书。……我对这本书特别感兴趣，是因为这是一本培养作家的教科书，它告诉我人是怎样成为诗人的。”[3](P263)

　　在文学功能的问题上，汪曾祺的看法和沈从文的观点完全一致。汪曾祺自述道：

　　沈先生对文学的社会功能有他自己的看法，认为好的作品除了使人获得“真美感觉之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从作品中接触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发，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小说的作者与读者》)沈先生的看法“太深太远”。照我看，这是文学功能的最正确的看法。[3](P446)

　　在对文学功能的这样一种理解的基础上，汪曾祺执意写自己欣赏的作品，要“写得很健康，很美，很有诗意” [3](P284)，即使这样的作品与文学的主流并不相符，很有可能面临着禁止发表的命运。他有点固执地说，“我要写，写了自己玩。”[3](P284)

　　两人都是一位“诗人”，都是热爱家乡的人，都有一颗悲天悯人的蔼然仁者之心，作品里都荡漾着水水泱泱的诗意，这样的气质使他们两颗心契合无间，几乎成了忘年之交。当然汪先生是始终尊沈先生为恩师的。这一点毋庸置疑。

　　汪曾祺读书颇杂。在西南联大，汪曾祺是以读书博杂闻名的。他主张作家应该根据自己的兴趣读书，主张抓到什么就读什么，读得下去就一连气读一阵，读不下去就抛在一边。他自述在大学的时候有一阵偏爱王维，后来又读了一阵温飞卿、李商隐。他自言受到归有光、鲁迅、沈从文、废名、契诃夫和阿索林的影响比较深。在《谈风格》一文里，他对这些作家逐一进行介绍(鲁迅沈从文从略)，以他的方式和角度。他读的是与自己气质相近的书。他说，作家读书，实际上是读另一个自己写的作品。一个作家在谈论别的作家时，谈的常常是他自己。那么我们就来看看他是怎么谈那些影响他的作家，谈“另一个自己”的。

　　谈归有光。归有光善于以清淡的文笔平常的人事。不事雕琢而自有风味。汪表示受到影响的主要是他的几篇名文，《先妣事略》、《项脊轩志》、《寒花葬志》。他称归文是富于人情味的优美的抒情散文。

　　谈废名。说他用写诗的办法写小说，他的小说实际上是诗。……他不写故事，写意境。……他的小说是天真的，具有天真的美。

　　谈契诃夫。契诃夫开创了短篇小说的新纪元。他在世界范围内使小说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重情节、编故事发展为写生活，按照生活的样子写生活。从戏剧化的结构发展为散文化的结构。于是才有了真正的短篇小说，现代的短篇小说。

　　谈阿索林。他是一个沉思的、回忆的、静观的作家。他特别擅长于描写安静，描写在安静的回忆中的人物的心理的潜微的变化。他的小说的戏剧性是觉察不出的戏剧性。他的“意识流”是明澈的，覆盖着清凉的阴影，不是芜杂的，纷乱的。热情的恬淡，入世的隐逸。

　　从以上的评介，我们似乎已经得到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印象，他谈的确乎是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