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节制的抒情

　　汪曾祺对抒情的强调不算少。他对自己的定义，不论是“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还是“通俗抒情诗人”，都不离“抒情”二字。抒情既是汪曾祺文章的结构方式，也是他的文章最本质的特征，是他的核心思想。没有抒情，就没有文章的诗性美。他谈小说，常说要把它写得很健康，很美，很有诗意。这就是抒情。他写普普通通的劳动者，写他们平平常常的生活，写他们的情绪、情操、生活态度。这是抒情。在他质朴平常的文字后面，常常是对普通劳动者的欣赏、尊重和温爱。他推崇沈从文的“温爱”，沈从文说，对农民、士兵、手工业者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他欣赏这种说法，是温爱，而不是热爱。表明了与人物稍微有点距离。即使写坏人，也要写得可以理解的，甚至可以有点儿“同情”。汪曾祺对人，对人生，对世界是充满感情的。汪曾祺认为自己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的人道主义不是抽象的，就是对人的尊重和关爱。他解剖自己所受思想的影响，认为还是儒家思想的影响多一些。他在《寻根》一文中说，他对儒家思想没有系统地研究过，他感兴趣的是孔子这个人。他认为孔子是个很有个性，很通人情的人，他很有诗人气质;《论语》这部书带有很大的抒情性。我们从他对孔子与《论语》的论述知道他自己的兴趣点所在。他的兴趣决定这个人，决定他的情趣。他讲写作要有益于世道人心，这样的写作动机和目的，是他对这个世界和人们的深切关怀。

　　然而他又批评过度抒情的写作方法。这不是他的风格。他说，“二三十年来散文的一个特点，是过分重视抒情。……过度抒情，不知节制，容易流于伤感主义。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也是一切文学)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小姑娘似的话，何必呢。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2](P273)汪曾祺的文章确实有这样一个特点，既抒情，又节制，时时把握一个“度”，将情感的韵味性推到极致。一个好的代表是汪曾祺作于1984年的散文《昆明的雨》。

　　汪曾祺在昆明度过了宝贵的大学年代，也在昆明工作过几年，对昆明有很深的感情。《昆明的雨》从昆明雨季人家门头常挂的仙人掌写起，写到昆明的菌子，雨季的果子，雨季的花，娓娓道来，就像一个乡人津津有味地向别人介绍自己的家乡，字里行间显露了作者对昆明深厚的感情。文章后面讲述了作者和德熙先生避雨于一个小酒店的故事，茂盛的木香花(想必有点香气)，积雨的天，湿润的古街，小酒店，酒，猪头肉，构成一个富有情味的画面。文章以一首委婉的七绝作结，“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沉”，将无尽的情意会融于一首简约的古典诗歌，韵味无穷，引人咀嚼。

　　其他的文章，无论是写民俗的《城隍·土地·灶王爷》、《水母》，写饮食的《故乡的食物》、《宋朝人的吃喝》，回忆人事的《多年父子成兄弟》、《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新校舍》、《跑警报》，还是描写花果的《花》、《果园杂记》、《葡萄月令》等，都适可而止，不对喜爱的事物作大声的、疯狂的赞美，对逝去的记忆作热情的、狂野的讴歌，对一切都只是温温和和地描述着讲述着，温温和和地爱着。

　　《葡萄月令》就是一首散文诗。这首“诗”从深冬一月葡萄睡在白雪覆盖的葡萄窖里写起，叙述每个月果农管理葡萄的各种“活儿”，一直写到葡萄结了果再次入窖，等待一年的再度轮回。汪老饱蘸着感情的笔墨，将葡萄的生长过程，将生命的活力，将果农的劳动，写成一首美丽的诗。在汪老的笔下，葡萄的生长是充满着喜悦和激情的，是充满着生命的活力的;果园不是单调乏味的劳动场所，是色彩斑斓诗情画意美丽而热闹的小小世界;果农的劳动也不再是又脏又累的体力活，而是一支昂扬的、充满着创造的喜悦的歌……

　　这篇文章表面上看是对葡萄一年中的生长情况的介绍，每个月都介绍到，像是一篇呆板的说明文，也像是毫无节制的流水账。然而，这篇文章的出色之处在于，作者怀着对葡萄生长、果农劳动、果园景观的款款爱意，深入细致而又详略有法地细数葡萄生长过程中每一阶段的每一变化，将葡萄赋予了人的情感和趣味，将作者别致的情趣和情调渗透在字里行间，温婉地赞美了生命和生活的美好和诗意。

　　对于“节制的抒情”，汪老有一个类似的论述：

　　作者对所写的人、事，总是有个态度，有感情的。在国外叫做“倾向性”，在中国叫做“褒贬”。但是作者的态度、感情不能跳出故事去单独表现，只能融化在叙述和描写之中，流露于字里行间，这叫做“春秋笔法”。

　　正如恩格斯所说：倾向性不要特别地说出。[3](P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