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些小说不大像小说，或者根本就不是小说。有些只是人物素描，我不善于讲故事。我也不喜欢太像小说的小说，即故事性很强的小说。故事性太强了，我觉得就不大真实。”从这段话汪曾祺的“纯小说”观念带有一种文体创新的性质，是在综合了小说、诗歌、散文等各种文体特点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全新的短篇小说模式，这被他称为“新的小说”，与以往的小说形成一种对比。这种观念在《受戒》里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叙述的散文化倾向;二是语言指向一种意境、氛围，而不是去描摹所要表达的对象。他认为局限于小说的情节、人物、环境描写的思路只会毒化、窒息小说的发展。“一般小说太像个小说了，因而不十分是小说。我们宁可一个短篇小说像诗，像散文，像戏，什么也不像也行，可是不愿意它太像个小说，那只有注定它的死灭。”

　　汪曾祺通过自己的文学实践，在80年代初期的文学史上发挥了 “标杆式”的作用，使沉寂了多年的“纯文学”的探索终于从“十七年”文学的泥淖中重新发展起来。但是这种“纯小说”从思想的严肃性上来说偏于“轻浅”，这样的作品虽然有助于体现文学创作“多样性”的繁盛局面，但是小说的“主旋律”是不可能让这类小说发展得过于旺盛的，所以“汪曾祺对新时期的小说‘影响’愈 ‘深’，就愈暴露出与文学史相悖的趋向”。但也正是这种“相悖”才确立了汪曾祺在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