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在四十年代萌芽，并成熟于80年代的“现代文学传统”对于“新时期文学”是有“激活”作用的，引领了一场小说的革命。“在八九十年代的中青年作家中，曾经受惠于汪氏小说资源的，何止是王安忆一个人(我记得格非也曾谈到汪氏对他的‘影响’)。”当时的王安忆和格非等人，便是把汪曾祺的小说当做一个“文学范本”来看的。若真要为这一文学渊源列出一条线索的话，可以上溯到废名、沈从文，下推到钟阿城、贾平凹、何立伟、王阿城等作家，后两者对“师承汪曾祺所表现出来的自觉态度和虔诚精神，更加坦率和公开”。另外，汪曾祺小说中的“回忆”因素成为诱发“寻根文学”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作家李陀在一次采访中说：“汪曾祺的《受戒》，以及后来的《异秉》、《大淖记事》的出现，对‘寻根文学’的出现有很大的作用。”他还在《意象的激流》一书里把汪曾祺比作一只“寻根小说”的头雁，虽然“寻根文学”的出现并不止这一个原因，但汪曾祺无疑是一个“先兆”。

　　汪曾祺穿梭于中国文学两个时期所持有的一种不变的传统便是他在40年代所接受的 “纯文学”观念。“纯小说”的说法最早见于中国文坛大约是在盛澄华《试论纪德》一文中，要求取消小说的情节、结构等一切非小说的部分。这个概念源自纪德的小说《伪币制造者》。在所谓的“纯小说”中，一切小说题材中既有的元素――情节、对话、人物――在纪德看来都是“应该舍弃的”。汪曾祺的小说观念是“希望纳外来于传统”，他在40年代正是借助纪德诗与哲学结合的小说来探究“纯小说”，开始他关于现代小说观念的思考的。那么汪曾祺所谓的“纯小说”又是什么呢?在“新时期”对于“纯小说”到底有些什么新的看法和理解呢?这就要我们回到汪曾祺的小说风格中去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