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中国最伟大的散文家之一，以自己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淡然的人生态度为读者构建出了一个唯美，明丽，自然的文学世界。他的散文深得古典散文遗韵，凡事皆可成为文章素材，语言多用白描，于平淡见真蕴 于风俗中见洁雅。天然而不失于雕琢， 古朴而不流于粗糙。 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纯文学，是汉语词汇，包含三种含义，第一种是与古代“文学”概念相对的现代独立的文学学科观念;第二种是指与工具论文学观相对立的自律的审美的文学观;第三种是与商业文化相对抗的文学观。对于人类精神的深入探讨不断揭示了精神王国的面貌，在世人眼前展示出一个崭新的、陌生的、难以用世俗语言表达的、与我们用肉眼看到的小世界相对称的广大无边的世界。

　　纵观整个文学史，文学沦为附庸的时候不在少数，比如，在抗战时期的左联文学，文革时期的文革文学都将文学作为了政治的附庸。纵观汪曾祺的所以散文，几乎未曾涉猎政治问题，更不曾出现过一篇为政治歌功颂德，对政府大加吹捧的文章，而正是这点，使得他同他的老师沈从文一样，在建国到八十年代当中始终被排除于主流文学之外，不曾获得更多发表文章的机会。

　　从1980年8月改定《受戒》到第二年的8月，汪曾祺发表的小说就有十多篇，《岁寒三友》、《寂寞和温暖》、《晚饭后的故事》、《大淖记事》、《七里茶坊》等。这些小说有一个共同的倾向―― 与社会大动向无关，而都指向一种“被美化了的生活”。“‘美化’生活就是他那个时期的‘创作主旨。’”这与“传统”或“正统”的小说观念是相悖的，是一种彻底的逆反和颠倒，呈现出“非功利性的主题、非重大性的题材、非典型性的人物、非时代性的格调”的特点。这是对“十七年”文学所确立起来的文学规范的一次脱离，但“其意义远远不止是‘十七年’很流行的那句‘推陈出新’的倡导所能包容的，这是对沿袭多年(不限于‘十七年’)因而难免陈迹斑斑的传统和正统的小说观念(而其实质乃是文艺观念)所进行的一次试探性地冲击和小心谨慎地较量。”虽然只是通过一篇小说表现出来，但这种“微弱”的较量所带来的却是“天翻地覆”，其实是对新时期文学观念的一次“受戒”，使新时期的作家们开始在文学创作上向“美学规律”靠拢和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