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勃在沛王府奉教撰《平台秘略论》十首，他认为：“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能事，而君子等役心劳神，宜于大者远者，非缘情体物，雕虫小技而已。”尤其强调文学经世教化的功能。咸亨二年撰写的《上吏部裴侍郎启》，同样强调“文章之道”，认为文章乃“甄明大义，矫正末流，俗化资以兴衰，家国由其轻重”的不朽事业。可见他的骈文体现着浓厚的教化精神。

　　二、王勃骈文是诗性精神的表现

　　早年的王勃年轻气盛，锐意进取，有兼济天下的宏愿。然而在沛王府时日不久，因一纸无足轻重的游戏文字就被驱逐出来，锦绣前程无端地被断送，建功立业的梦想被击得粉碎，政治热情和渴望被无情地泼上冷水。王勃满腔的忧郁和愤懑郁结于心而发于文，因此他在西游蜀地时创作的作品，绝大多数都体现出浓烈的诗性精神。

　　关于诗性精神，姜剑云师有详细的论述，他认为：“诗性精神是指出乎原始冲动的、自发的抒发情感的精神。”“这种原始诗性精神表现为因了抒情言志的驱动，主要在于为了满足自我的精神的减压、心灵的释放，说到底，是为自己的。”王勃早年文学作品中表现出的教化精神有所减弱，诗性精神却十分浓郁强烈。杜晓勤先生曾指出：“当四杰被迫远离宫廷、蹭蹬下僚的时候，其诗文创作观念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们开始侧重于诗赋‘述怀言志’的抒情功能。”

　　《春日孙学士宅宴序》云：“若夫怀放旷寥廓之心，非江山不能宣其气;负郁怏不平之思，非琴酒不能泄其情。”郁怏不平、悲愤难忍，想要发泄、释放，于是在江山、琴酒中放松心情，更重要的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志郁心中，不得不发，乃写诗作文聊以自慰。《秋日游莲池序》中：“酌浊酒以荡幽襟，志之所之;用清文而销积恨，我之怀矣!能无情乎?”坎 之气非清文难以销解，幽积之恨非清文难以荡涤。写诗作文对王勃，太迫切也太重要，唯此能消愁，唯此能安慰自我。他也曾在江山、琴酒中得到暂时慰藉，但极富诗人气质的王勃，最终选择诗歌文赋作为最好排忧解愁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