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顺手牵羊以陈桥兵变而黄袍加身得开大宋王朝，也使他心生警惕，于是从一开始就制定了一个重要的基本国策，即贬抑武人地位，限制武人参政，而建立起了一个士大夫政治制度，全国地方长官一律由文臣出任。这样才有那首著名的宋真宗御笔亲作的《劝学篇》留世以至于今天对我们仍有毒害作用，诗曰：

　　当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这样到了宋仁宗、英宗、神宗时期，整个国家的冗吏、冗兵、土地兼并等问题日益突出。而多年在地方上为官的经历，使王安石意识到这些问题对国家的危害，所以他才针对这些问题推出了新法。王安石相信自己的实践经验和能力，但是他忽视了任何改革从中央开始自上而下地推行的时候，除了必须统一思想以外，整个过程当中的执行力和过程控制也是至关重要的。由于执行层面各级官员营私舞弊、中饱私囊，使其在执行时大打折扣，最终变法由设计中的“利国利民”，经过中间各级政府的层层盘剥，变成了“害国害民”。

　　比如王安石在“青苗法”中规定，每年春天青黄不接时，朝廷以较低的利息借款给农民度过饥荒，秋后偿还，跟现在的农村信用联社差不多，是一项十分优良的社会融资政策。可是这项法令却变成了官府垄断的高利贷和向民间盘剥的工具。

　　难怪范镇要说：“物议纷纷，皆云：自古来未有天子开课场者。”

　　韩琦说：“今天下田税已重，又随亩有农具、牛皮、盐钱、鞋钱、面钱之类……诸如此类，不可悉举，取利已厚，伤农已深，奈何更引周礼，谓放青苗取利，乃周公太平已试之法。”　　欧阳修说：“但见官中放债，每钱一百文，要二十分利耳……”(即20%的年利率)。

　　甚至当宋神宗听说城里人也被强迫接受青苗贷款问王安石：“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强与之”时，王安石还强词夺理：“苟从其所欲，虽坊郭何害?”

　　急于名垂青史的王安石，勇于大声喊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主义”，可他所用之法，却是周王试验失败的方法;当听说百姓们为了躲避“保甲法”竟然自己“截指断腕”时，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士大夫都无法理解新法，何况百姓呢?”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对法令本身的研究和对付那些对新法有点建议的人上面，完全没有想到新法本身的可操作性和执行当中如何纠偏的问题，这样的变法，必败无疑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