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当时的北宋王朝确实也需要像王安石这样的人才来拯救时艰。王安石所处的时代，北宋已立国一百年。百姓生活日益困苦，社会风气日趋下降，国用财力严重不足。由于赵匡胤鼓励文臣武将多置歌妓、良田、美宅，到了宋仁宗时代，社会上就出现了豪强、地主占地千顷，农民无立足之地的局面，士大夫阶层极度腐朽。国力空虚，军备废止，几乎无甚战斗力可言，当时全国的马匹还不足三十万匹，武器装备在仓库里锈迹斑斑，每年还要向辽国输币数百万，可以说是个法度失衡、千疮百孔的朝代。

　　针对这种情况，王安石一旦被宋神宗命为宰相，就毫不犹豫地大胆实施变法革新。纵观王安石变法，大抵有以下内容：青苗法、均输法、保甲法、免役法、市易法、保马法、方田法、农田水利法、免行钱法等。然而，此次推行新法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究其缘由，一是突然把“死马”当“活马”医，受惰性思维影响，社会心理上无法接受;二是新法严重触及到当权者和豪强大族的利益，遭到群起反对;三是全面变法，老百姓也不理解，无法消受。总之，这次以富国强兵之术为中心内容的变法的失败，说明王安石全面集中革新操之过急，无异于在大宋王朝虚弱身体的伤口处撒了一把盐。

　　在所有这些法令中，方田法和免行钱法直接冲击了当权者与豪强的利益，于是他们上下串通，以加重农民赋税来弥补自己的损失。这样一来，法愈多，则百姓的赋税和负担愈重，百姓就怨声载道。究其根源，全归罪于变法，责任落到王安石头上，使他四面受敌，答辩不暇。

　　首先站出来反对变法的是著名史学家、保守派首领司马光。司马光曾与王安石是好友，他非常佩服王安石的才学，但王安石开始变法后，司马光立即反对，二人交恶。司马光给王安石接连写了三封信，让他取消新法，认为新法是废祖宗之旧制，改既定之成例，有悖先儒之教，使士大夫沸腾，黎民骚动。接信后，王安石写了有名的《答司马谏议书》，援引商鞅变法强大秦国的史例，指出家不变法则家败，国不变法则国亡。而且表明自己的态度：为了强大国家，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也不会改变实施新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