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北宋灭亡是不是变法惹的祸?

　　前几年有一本《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把北宋灭亡那年作为坐标点，认为这年的苦果与王安石变法直接有关，有一章标题就叫“都是王安石惹的祸”。严格说来，宋神宗去世，就标志着熙丰变法的终结。虽说历史是割不断的，但王安石变法是否要为靖康之变直接负责呢?

　　神宗死后，先是元祐更化，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全面清算新党及其政策。如果说，熙丰变法还是旨在解决国家社会问题(虽然没完全解决好)，元祐更化则使这些问题治丝而棼。其后，哲宗亲政，对旧党以牙还牙而变本加厉。六年以后，哲宗去世，其弟赵佶即位，就是鼎鼎大名的宋徽宗。他的第一个年号叫建中靖国，倾向性很明确：“建中”就是在新旧之间不偏不倚，做到大公至正;“靖国”就是强调安定团结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倘真长此以往，其后政局恐怕另是一番气象，可惜他转眼就改初衷。次年即改元崇宁，表明将崇尚熙宁之政。他与宰相蔡京尽管还打着新法的旗号，但所作所为，与熙宁新法已了无关系，诚如王夫之指出，王安石精心擘划的新法“名存而实亡者十之八九”。北宋灭亡固然有外敌因素，但就内政而言，元祐是一次折腾，绍圣是又一次折腾，崇宁则是一次更大的折腾，朝政混乱越发不可收拾。而蔡京却始终拉变法为大旗，令朝野生出“多少坏事借变法之名以行之”的愤慨。正是在这种情势下，靖康之变前一年，杨时上书，把王安石与蔡京并列为蠧国害民的奸臣;南宋更有人认定，变法破坏了“祖宗家法”，这才导致了靖康之难。这种评价，有失公正。也在靖康之变前夕，有人指出：“祖宗法惠民，熙丰法惠国，崇观法惠奸。”祖宗法惠民，虽然未必;熙丰法惠国，还是较客观的评价;至于崇观法之不同于熙丰法，就在于征敛所得多入蔡京一伙私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