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变法由谁埋单，是谁得利?

　　熙丰变法主要局限在经济、军事和教育领域，经济更是重中之重。以免役法为例，差役原本是乡村上三等户的特权与肥缺，个别因当差服役而赔钱乃至破产的情况也有，却非本质现象。变法以此为由，改差役为雇役，按理役钱不应该分摊到乡村下户(四五等户)头上。现在却不论上户下户，一律按财产每贯摊派十文，上户虽也有所支出，但不构成大负担;下户一般要承担几百到一二千文，则不胜苛重。

　　再看青苗法，原先虽规定“不愿请者，不得抑配”，但无论乡村户，还是坊郭户(相当于城镇户口)，无论乡村上户，还是乡村下户，无不据户等与财产强制抑配青苗钱，青苗息钱实际上成了国家变相征收的财产税。由于是国家政权的强制抑配，就具有超经济强制的性质，比起原先的高额利息贷款来，也是一大倒退，因为借高额利息贷款毕竟还是一种经济关系，必须出于自愿。说到底，青苗法无非是把“兼并之家”的高额利息贷款放贷权强制收到国家手里，难怪梁启超称之为“以国家而自为兼并”。

　　变法的兴奋点聚焦于理财，其最大成效也就是国家财政明显好转。变法确使国用丰饶：熙宁六年的青苗钱利息达二百九十二万贯，熙宁九年的免役宽剩钱(即支付役钱后的纯结余)达三百九十二万贯，两者相加约七百万贯。变法不仅抹去了积欠多年的财政赤字，还建立起五十二座战备物资库。元祐更化时，朝臣认为，变法增加的收入可供国家二十年之用;直到徽宗时还是“余财羡泽，至今蒙利”。倘若以财税增长作为全面肯定变法的充足理由，显然有失斟酌。变法在实际上把富国与富民对立了起来，走入了国富而民困的怪圈。

　　变法之初，有过一场争论。司马光认为，天地所生货财是一个定数，不在民间，就在国家，所谓善理财者，不过是头会箕敛。这一说法停留在简单再生产的立场上，固然不足取。王安石反驳：“真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但变法中财政收入的增长，主要不是依靠发展生产，恰恰是以青苗、免役等名目“加赋”的结果。所以司马光一语中的：“不取诸民，将焉取之?”宋神宗也声称：变法是“取民之财，还以助民”。后半句话只是空口许诺，人民没有从变法中得到多少好处;前半句话说明了从变法得利的是国家(当时还倒真的是国家，很少有落入改革派私囊的)，而为变法埋单的主要是老百姓。